醫藥代表被禁入醫院

　　一場席卷外資藥企的“醫藥風暴”正在升級。

　　8月8日，有消息稱，法國醫藥巨頭賽諾菲內部人士自曝，在2007年11月前后，賽諾菲向北京、上海、杭州及廣州的79家醫院，503位醫生，借“研究經費”（“研究者費”）名義，支付超過169萬元的費用。

　　記者注意到，以葛蘭素史克為事件原點，近一個月以來，阿斯利康、羅氏、拜耳、禮來等多家藥企均被牽入漩渦。不過，當外界認為調查范圍擴大，外資藥企即將迎來行業性整頓時，多家疑似遭調查的藥企均向《國際金融報》聲稱為“常規”檢查。多位法律界人士表示，對外資藥企在華商業賄賂問題處罰力度不夠或是原因之一。

　　昨日，賽諾菲相關公關負責人回應本報稱，公司非常重視這一事宜，並已啟動相應工作程序進行核實。目前，公司尚不能確認舉報中的事宜。

　　北上廣杭醫院中招

　　賽諾菲集團是一家多元化醫藥健康企業，其業務覆蓋疫苗、處方藥、健康藥業產品和動物保健品。據報道，代號為“培根”的爆料人提供的舉報材料顯示，賽諾菲公司向位於北京、上海、杭州和廣州的79家醫院的503位醫生，支付總計為169.088萬元的費用。根據材料的“付款信息”備注可看出，這些費用的名目是“研究經費”。

　　涉及到此次行賄的城市和醫院包括：北京28家醫院，262位醫生，總計80.728萬元﹔上海24家醫院，158位醫生，總計62.576萬元﹔廣州16家醫院，31位醫生，總計13.688萬元﹔杭州11家醫院，38位醫生，總計12.096萬元。　　

　　報道稱，爆料顯示，在這79家醫院之外，賽諾菲還向北京地區的另外5家醫院，共43位醫生，每月通過現金報銷、禮品贈送等方式，輸送利益2萬多元。“培根”還透露，他提供的材料僅是“冰山一角”。即使是北京，也還沒有把所有的北京大醫院和二級醫院全包括進去。如果全部統計，會更多。　　

　　就其所掌握的具體信息來看，有人推測“培根”非一般的醫藥代表，至少是較高級別的人物，原因在於一般的醫藥代表僅負責某一區域3至5家醫院，無法掌握4個城市的詳細信息。

　　對此，一位接近賽諾菲的外資醫藥高管昨日透露，“培根”實為賽諾菲中央市場部人員，今年離職，但是離職原因不詳。不過，此次賽諾菲被舉報與之前葛蘭素史克前政府事務總監施文直接向公司董事會以及中國政府部門舉報的方式不太一樣，外界猜測，“培根”舉報的所指性並非某個人，而是公司。

　　風聲鶴唳的藥代

　　在葛蘭素史克一案中，“醫藥代表”作為行賄的主要經手者被有關部門重罰。如今，有關部門為了在調查中有所突破，均希望攻克部分醫藥代表以獲取企業的行賄手段和信息資料。

　　“現在風聲緊得很，我們已經接到通知，近期不要去醫院拜訪和走動。”一位有著多年工作經驗的醫藥銷售代表龔先生近日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龔先生口中的“風聲”，指的是以葛蘭素史克行賄事件為導火線而揭開的行賄“黑洞”，這個“黑洞”正在吞噬著越來越多的外資藥企。

　　龔先生告訴記者，這段時間是敏感期，醫生都被院方規定少參加藥企的贊助、學術演講等活動，醫藥代表一些常規的拜訪也不被允許，再三囑咐要低調行事。

　　值得注意的是，與之前現金交易相比，現在醫藥行賄的方式“靈活”很多：和傳統的送回扣相比，醫生從藥企拿到的“好處”不再直接和賣出的藥品數量挂鉤，國家執法人員即使懷疑行為不正當，但是每一項費用都有合理的名頭，這在很多國家，便能逃脫商業賄賂的指控。

　　此外，外資藥企在中國行賄，但處罰力度卻是“九牛一毛”，這也被外界解讀為存在執法不嚴的現象。上海匯業律師事務所高級律師吳冬告訴記者，在中國，行賄可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若構成經濟犯罪，則由《刑法》來認定。此外，最高院最高法還就商業賄賂專門出台了司法解釋。從法律體系來說，法律規定是明晰的，關鍵在於執法不嚴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