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20年中國經濟仍將保持高速增長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日前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專訪時表示，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貿易體，未來經濟增長前景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令世界70億人、200多個國家關注。在中國政府主動調整下，G D P增長率從2010年的10 .4%逐步下降至今年上半年的7 .6%，與其他主要經濟指標處於年度預期目標的合理區間。在全球經濟低迷的大背景下，中國經濟增長率仍居世界大國首位，其他宏觀經濟指標仍是最好的國家，但是卻引起全球性的關於中國經濟的大辯論，尤其是西方媒體和一些專家散布的“大減速論”、“失去動力論”、“衰退論”、“硬著陸論”、“危機論”甚至“崩潰論”等，甚囂塵上，滿城風雨。而我們的研究結論是，未來20年中國經濟仍保持高速增長，潛在增長率在7 .9%，在考慮到節能減排環保因素后，適度增長率在7 .5%，完全可以實現發展與環境的“雙贏”。

　　高增長國家是“小概率事件”

　　胡鞍鋼認為，經濟持續高增長對任何國家來說都是最重要的發展目標之一。但是在世界239個國家和地區的公開的又是激烈的經濟競賽中，隻有極少數的13個“成功者”，是服從“正態分布”的，是“小概率事件”，而中國處在最高處，屬於“極小概率事件”。

　　2008年發布的世界銀行增長與發展委員會報告，通過對二次大戰之后全世界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增長記錄和總結明確提出：所謂高增長經濟體是指在持續25年或更長的時間裡保持了7%以上的G D P增長率的經濟體。以7%的速度增長，就意味著，按不變價格，一個經濟體的G D P總量每10年翻一番，20年時間裡可以翻兩番，30年時間裡能夠提高8倍。該報告認為，這種高增長是比較罕見的。不過該報告沒有區分大經濟體和小經濟體，盡管前者比后者更難以實現高增長。根據報告提供的信息，二次大戰之后隻有13個經濟體實現了高增長：博茨瓦納、巴西、中國內地、中國香港、中國台灣、印度尼西亞、韓國、馬來西亞、馬耳他、阿曼、新加坡、泰國和日本。報告主持人，也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邁克爾·斯彭斯非常客觀、公正地指出：在所有實現高增長的13個案例中，中國是增長幅度最大、增長速度最快的。這種速度和規模的增長史無前例。但是，在幾十年以前，像中國這樣巨大的經濟成就被認為是不可能實現的。自1978年以來，分析家們每年都觀察到中國面臨的重大挑戰，而且對其增長過程的穩定性不斷產生質疑。他坦言道：“但我們都錯了。”

　　“從過去的歷史記錄來看，我們的確很難發現中國觀察家們對中國的預測是接近‘正確’的，即使是最權威的世界銀行的各種預測也是與‘事實’相差甚遠，更不要說那些非專業的天天報道中國的西方媒體了。”胡鞍鋼說。

　　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與來源

　　在胡鞍鋼看來，中國政府在未來經濟增長率目標定在7%，就是一個高增長目標，實現G D P總量10年翻一番。所以按照他的理解，7%就是這一時期中國經濟增長率的底線。

　　那麼今后二十年，也就是指2011年到2030年，中國經濟增長率到底有多高呢？根據胡鞍鋼所率領的團隊的研究，在2011年-2030年期間，在不考慮生態約束的情況下，估計中國G D P潛在增長率區間為5 .9%-9 .2%，實際G D P潛在增長率在7 .9%左右。當考慮到能源供給、資源消耗、生態環境、二氧化碳排放四大硬約束時，同時也考慮到中國政府的發展目標不再追求高速增長，而是追求增長質量，主動調低經濟增長率，那麼，未來20年適度增長率為7.5%。其中，2011年-2020年期間適度增長率為8%﹔2021年-2030年期間適度增長率為7%。

　　從經濟增長來源看，有以下幾個方面的有利條件：

　　第一，中國仍保持較高的國內儲蓄率和國內投資率，物質資本投入增長率仍保持較高增長。

　　第二，中國仍保持相對較高的人力資本增長率。教育、人才和科技的迅速發展，為中國帶來了附加值更高的人力資本紅利，其直接正效應及外溢性抵消並超過“人口紅利”減少所帶來的負效應。

　　第三，全社會勞動投入增長率有所下降，但是非農業和城鎮就業人數持續高增長。這就產生兩方面的結構效應：一是加速“工業化”或“非農化”，農業勞動力大幅度下降，並從生產率較低的農業部門轉移到生產率較高的非農部門，有利於不斷提高全社會勞動生產率水平﹔二是加速“城鎮化”，農村勞動力大幅度下降，並從消費水平較低的農村地區轉移到消費支出較高的城鎮，還有利於大量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鎮地區，有利於不斷提高全社會消費水平。

　　第四，保持經濟高增長關鍵在於提高全要素生產率(T F P)。一是從中國與最發達國家技術水平之間的差距看，中國還有很大“后發優勢”可以充分利用﹔二是從中國自主創新的能力看，不僅越來越強，將成為與美國、歐盟並駕齊驅的世界創新中心，而且可應用的市場規模越來越大，具有與美國、歐盟同樣的規模效應﹔三是從技術效率角度來看，中國也還有很大的提高空間。我們估計2011-2030年期間，全要素增長率為3 .6%，實現由要素驅動到創新驅動的重大轉變。

　　中國經濟高增長的五大引擎

　　胡鞍鋼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持續高增長絕非偶然，它有其內在的增長動力，這就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五化”，即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基礎設施現代化、全球化。也被稱之為中國經濟持續高增長的“五大引擎”。到目前為止，世界上239個國家和地區，還沒有第二個類似的國家。他認為，中國的“四化”，也就是工業化、城鎮化、全球化和信息化進程的全面加速，會釋放出巨大的經濟活力。同時也認為，“四化”帶動了中國基礎設施的大發展。

　　胡鞍鋼團隊的研究表明，未來二十年，中國經濟增長的這“五大發動機”還將為中國經濟增長提供新的源源不斷的動力。新型工業化在加速，將讓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工業產品生產國﹔新型城市化在加速，將讓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人口國家﹔信息化和知識化在加速，將讓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信息社會和知識社會﹔基礎設施現代化在加速，將讓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現代化基礎設施投資國和領先國，例如高速鐵路網、高速公路網、大型航空樞紐、超級港口、超級智能電網等等﹔全球化在加速，將讓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國，將來還會成為世界最大的進口國，世界最大的貿易服務國，世界最大對外投資國之一。

　　他說，這個“五化”就是五台“發動機”，它們相互作用、相互支撐、相互需求、相互促進。因此，我們對未來中國長期經濟高增長抱有很強的自信心。即使如此，我們還可能對中國長期發展的潛力和巨大空間估計不足，這是因為我們無法在現有的經濟增長模型中反映黨中央的創新和十幾億中國人民的創新。

　　中國經濟發展的三大機制

　　胡鞍鋼表示，為什麼邁克爾·斯彭斯教授公開承認，西方學者和研究機構對中國的估計“都錯了”？這是因為他們隻看到了“中國數字”，卻忽視了“中國機制”，隻習慣於經濟模型的表層研究和技術性計算，忽視了對中國特有的經濟發展機制的深層次研究和實地調查。更多的情況下，他們是“隻看見局部，不看見全體，隻看見樹木，不看見森林”。這與我們提倡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和唯物辯証法方法論是大為不同的。

　　那麼，到底中國經濟發展的機制是什麼？它們又是如何發揮各自的作用？胡鞍鋼說，通常，在絕大多數國家，發展的機制主要靠市場機制，企業家成為創造財富的主體，而政府機制是輔助性的，服務性的，這就是我們普遍看到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盡管有“美國式”、“歐洲式”、“日本式”等不同的類型，也有“新加坡式”、“韓國式”、“印度式”等新興經濟體不同的類型。而中國則是“獨一無二”的。

　　中國的發展是三種趨勢的結合：一是自然發展趨勢，二是宏觀規劃指導下的市場驅動，三是國家發展規劃戰略引導。我們對中國長期發展的預測就是充分考慮這三種趨勢的有機聯系、相互作用和相互疊加。

　　第一個機制是自然發展趨勢。它反映了中國發展的基本情況、發展階段和發展潛力與限制條件，反映了社會主體，如消費者、投資者、生產者自發需求和經濟社會行為，是可以觀察到的客觀趨勢值。如許多經濟社會指標隨著人均收入或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趨勢而發生的變化趨勢，它與政府政策變量無關，但是又稱為政府制定發展規劃的重要參考。我們可以利用科學方法進行前瞻性的預測和測算，也可以從國際比較找到一定的參照物，從國際經驗發現新的趨勢。從中國文化的角度看，是先要“順其自然”，遵循自然規律、經濟規律、社會規律，也包括國際大趨勢，才有可能“助其自然”。

　　第二個機制是宏觀規劃指導下的市場驅動機制。企業，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無論是內資企業還是外資企業，是市場主體、投資主體、創新主體、服務主體，更是創造社會財富的主體，包括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政府就需要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務，良好的投資環境，安全的生產生活條件，從而降低企業的外部成本和風險﹔制定行業發展規劃、地區發展規劃、產業政策指南，為企業提供發展方向信息，政策導向，克服盲目性、無政府狀態﹔制定簡便的企業注冊年檢制度、市場准入門檻、市場競爭規制，保証市場公平競爭，避免惡性競爭，防止壟斷競爭﹔制定環境保護標准、衛生健康安全標准等，鼓勵“優勝劣汰”﹔實行低賦稅，簡化稅收手續，激發上千萬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的積極性和創業能力。

　　第三個機制是國家發展規劃引導。這是政府通過合理配置公共資源和有效運用公共力量，來影響指標的實際發展趨勢，推動其加快發展(鼓勵性指標)，或者限制其發展趨勢(約束性指標)，它反映了政府規劃這隻看得見的手的作用。

　　上述三重機制和趨勢的作用也反映了中國的發展優勢與制度優勢。從發展優勢來看，中國具有后發優勢、巨國規模效應優勢，具有極大的發展潛力，具有較長的發展戰略機遇期，具有保持高速發展的慣性和趨勢﹔從制度優勢來看，中國有其特有的“兩隻手”，即堅持 政 府 之 手 與 市 場 之 手 “ 兩 手 都 要抓”，兩手並用、形成合力﹔“兩隻手”有機結合相互補充又形成了政府優勢和市場優勢，既加快了中國發展速度，也加快了中國發展方式的轉變，還正確地引導了中國發展方向。

　　最后，胡鞍鋼表示，總的來看，我國未來20年經濟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大有希望、大有貢獻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具備了長期持續健康高速發展的物質基礎和有利條件。與此同時我們還面臨著諸多重大挑戰和問題：科技創新能力不強，經濟結構調整滯后，投資消費比例失衡，資源和環境約束加劇，城鄉區域發展差距較大，社會矛盾明顯增多，公共安全等問題突出。這就決定了中國“抓住機遇，應對挑戰，將挑戰轉化為機遇”。那麼，再過20年，我們可以驗証：中國的成功，在國際上也是 十 分 罕 見 的 ， 不 止 是 “ 小 概 率 事件”，仍然是“極小概率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