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交行東京分行行長：探索中資銀行海外經營之路

人民網東京9月19日電（記者 孫璐 趙鬆 滕雪）近十多年間，中國經受住了全球金融危機以及加入WTO后的各種考驗，GDP躍居全球第二，與世界經濟的聯系也更為緊密。伴隨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銀行業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並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積極參與海外並購，增設或強化海外分行。

然而面臨全球銀行業的激烈競爭，剛剛成長起來並走出國門的海外中資銀行發展態勢究竟如何？尤其在成熟的發達國家市場，中資銀行在經營上面臨哪些困難，又具備哪些優勢？帶著這些問題，人民網記者近日對交通銀行（交行）東京分行行長夏慧昌進行了獨家專訪。夏慧昌結合日本市場的特點，以及交行東京分行近18年的發展經驗，就相關問題與記者分享了自己的體會。

交通銀行東京分行行長夏慧昌

記者：您從事銀行工作已經二十多年了，從業內人士角度出發，您是怎樣看待當下中資銀行國際化潮流的？您認為中資銀行在海外發展面臨的機遇和挑戰是什麼？

夏慧昌：2008年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給全球金融業和世界經濟帶來了沉重打擊。但是，給中國銀行業卻帶來了“國際化”的契機。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銀行業原先“國際化”程度不高、金融創新不足，恰恰在金融危機中遭受損失較小﹔另一方面，在2005年至2007年間，交通銀行和工、中、建等國有大行順利完成了“重組—改制—上市”三部曲式改革，補充了資本，增加了盈利。隨著更多的中國企業“走出去”,中國銀行業加快國際化發展步伐已是必然。

關於競爭力，坦率地說，雖然中國銀行業近年來進步很大，但是我們與國際先進大行相比，至少在以下幾個方面存在差距。一是在風險管控方面，我們在識別和計量客戶及業務風險方面還缺乏歷史數據的支撐，另外現行風險控制體系是否真正有效，也還沒有經過完整經濟周期的考驗﹔二是在服務客戶的理念和手段方面，以客戶為中心的經營理念大多數還停留在口頭上，客戶的實際體驗與其期望之間還有一段距離，作為管理和服務手段的信息技術系統雖然已經有了極大改進，但在信息系統集成技術運用方面與國際上先進的跨國銀行相比還存在差距﹔三是在銀行業務操作和管理上，距離標准化、流程化和規范化還有相當的距離，管理方式的改變是我們的當務之急。

但是我們也有優勢。首先，我們背后依托的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這個經濟體現在仍然以年7%以上的速度在增長﹔其次，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走出國門，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變得更有競爭力，越來越多的世界各國企業和個人接受並使用人民幣﹔第三，中資銀行國際化發展還有一個“獨特”優勢，那就是世界上有一個遍布全球的龐大的華人華僑華商群體。有學者統計，現今海外（港澳台除外）華人華僑總數大約有5000萬，華商總資產保守約3.7萬億美元。這為中資銀行在海外發展提供了巨大的潛在客戶市場。如果中資銀行能夠針對這一群體開發出適當的金融產品，不但可以發展自身業務，而且會密切華人華僑華商與祖國的聯系,有利於全球華人世界的發展和中華民族的復興。

記者：交通銀行的發展戰略中明確提出了“國際化”,能否向大家具體介紹一下交通銀行國際化戰略,以及東京分行近年來的經營狀況？

夏慧昌：很多人知道交行是一家歷史悠久的商業銀行，但是不知道交行國際化發展探索的歷史同樣悠久。交行1908年成立后，1909年就在越南西貢設立了代辦處。其后的30多年間，先后在海外開設了新加坡分號、香港分號，仰光分行，駐日（東京）經理處、諒山通訊處、西貢支行、海防支行以及菲律賓交通銀行等。上世紀九十年代，交行又重啟了海外設點的步伐，先后在紐約、東京、新加坡、首爾、法蘭克福、澳門等設立了分行。

2009年，交通銀行提出了“兩化一行”發展戰略，即： “走國際化、綜合化道路，建以財富管理為特色的一流公眾持股銀行集團”，再次加快了國際化發展的步伐。按照“以亞太為主體，以歐美為兩翼”原則，近兩三年來，交行先后在胡志明市、悉尼、舊金山和台北設立了分行，在倫敦設立了子銀行。目前，交行在境外銀行機構已經達到12家。

東京分行自1995年成立以來，致力於服務華人華僑及中資企業，致力於推動中日間經貿往來的增長，一直堅持穩健合規經營。近年來，東京分行也抓住機會，大力發展各項業務，取得了較好的經營業績。一是資產規模快速增長，今年上半年，東京分行資產規模已經達到3300億日元，較年初增長40.5%，是三年前的3倍多﹔二是盈利水平大幅提高，今年上半年實現稅前利潤20.26億日元，同比增長75%，較三年前翻了兩番多﹔三是不良資產逐年“雙降”，減值貸款余額下降到2.46億日元，減值貸款比率下降到0.08%﹔四是資產收益率、淨息差持續提高，成本收入比持續下降﹔五是客戶規模不斷擴大。

記者：日本市場非常成熟但近年來增長乏力，交通銀行如何克服困難、實現在日本市場的增長？

夏慧昌：確實，近年來日本市場需求疲軟，經濟增長乏力。銀行之間對貸款、項目以及客戶的爭奪就更加激烈。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很抱團，對本國產品有近乎偏執的推崇與熱愛。日本企業與其主辦銀行關系深厚，其他銀行要想進入很難。在日本做得好的外資銀行不多，近年來有些歐美大行紛紛收縮在日本的業務線，有些小行干脆撤出了日本。雖然日本號稱是自由市場經濟，但是,其中無形的壁壘或者“玻璃牆”還是很多的。這一點，我們在經營中感受還是很深的。

這幾年，我們東京交行的業務能夠實現快速增長，一是要歸功於內外聯動，二是有賴於業務創新。

國家十二五規劃鼓勵企業“走出去”，金融危機后，也確實有越來越多的企業走出國門。最近幾年，我們一直把內外聯動作為我行業務發展的突破口，通過業務創新滿足“走出來”的中資企業各種需求。我們境外分行與境內分行，發揮各自的優勢，聯合為客戶提供融資、匯兌等金融服務。如果沒有聯動，任何單獨一方都不可能為境內客戶降低融資成本，不可能為實力還很弱的“走出來”企業提供資金支持。

創新也不限於內外聯動。在服務現地客戶，尤其是華人華僑華商這個群體方面，我們也做了很多嘗試。據統計，目前在日本的華人華僑大約有80萬人，其中有些人在日本已經工作生活多年，但是並沒有加入日本籍或者獲得“永住”資格。他們想買房，但是，由於身份問題，在日資銀行就貸不到款。在日的中資銀行此前也都沒有開辦此項業務。2010年年底，在經過市場調研后，我們就下決心推出針對華人的住房按揭貸款，但是，幾個月后就在我們准備的差不多時，3.11東日本大地震發生了。強震使很多原來准備買房子的人望而卻步，也讓我們猶豫是否還要繼續推出這項業務。經過再一次的風險評估和綜合分析，我們最終還是在三個月后發放了首筆個人住房按揭貸款。該業務推出后，受到了在日華人華僑的熱烈歡迎。

針對一些由華人開辦的中小規模貿易公司，我們也推出了無抵押和無擔保的貿易融資產品，幫助那些信譽好、懂經營、有合同訂單的華人華僑做成生意。一些華商在我行的支持下快速擴大了業務。

記者：您剛才談到了日本市場的情況，當前日本安倍內閣正在實施所謂“安倍經濟學”的經濟政策，其中一項主要內容是實施量化寬鬆政策，輿論認為這給中國帶來很大壓力，您對此怎麼看？日本當前的金融經濟政策對中國有怎樣的影響？

夏慧昌：日本這一輪量化寬鬆政策的最直接表象就是日元貶值。就經濟界的普遍認識來說，沒有一項刺激政策是“萬能藥”，能夠“包治百病”，量化寬鬆政策同樣不例外。一方面，日元貶值能夠一定程度上促進日本的出口，這對同為出口導向型經濟的中國來說，肯定帶來部分同類產品的價格競爭壓力﹔另一方面，日元貶值使得中國對日本的進口成本下降，技術引進和進口半成品的企業經營成本可能會降低。

目前，“安倍經濟學”的“三支箭”正在逐步實施，我們也確實看到了一些短期效果。但不可忽視的是，刺激政策對經濟的作用具有長期性的特點，還需要給企業一個“購買、生產、銷售”的完整周期進行消化。在政策實施過程中，各類市場參與主體會從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發，採取各種應對措施，都會對金融政策及其決策者產生影響。我們預計在后期，日本的金融政策可能還會存在許多調整，但從日本經濟形勢發展趨勢看，日本央行短期內不會放棄或縮小量寬政策，以顯示央行實行徹底的量化寬鬆政策姿態和決心，給市場更多的期待，並激發企業的投資興趣和市場投資者的欲望。至於量化寬鬆政策的正面效應如何，對中國到底產生什麼樣的影響，還需要更多量化分析和觀察。

記者：眾所周知日本政府債務負擔十分嚴重，但是似乎仍能堅持，有觀點認為這是因為日本老百姓有錢，可以通過購買國債緩解政府財政壓力。您怎麼看待這一現象？

夏慧昌：首先，我們需要了解日本的政府債務到底有多重。日本是世界上舉債最厲害的國家，按債務佔GDP比重看，日本已高達247%，甩開第二名希臘（157%）近100個百分點，遠超歐債危機國家的水平。據日本財務省披露，截至13年6月30日，日本包括借款在內的公共債務余額升至創紀錄的1008.63萬億日元，比三個月前高出1.7%，其中有830萬億日元屬於政府債券。

其次，到底誰在持有日本的政府債務。根據數據統計，9成以上的日本債務持有者是日本國內的機構。截至7月20日，日本央行持有政府債務156萬億日元。截至今年3月31日，日本全國銀行持有的有價証券為285萬億，雖然沒有具體數據，但估計其中大部分都是日本政府債務。還有各類基金、証券、保險等機構和個人均大量持有日本國債。

從以上數據可以了解到，日本政府債務很重，但持有者大部分是日本的機構和個人，是否繼續持有取決於其風險偏好和對政府的信心。從短期來看，“安全第一”的風險偏好並未發生改變，機構和個人對政府的信心還在不斷增加，因此，日本政府還可以繼續其“借新還舊”的做法，甚至進一步擴大債務規模。當然，無限制的擴大債務也不可能，市場總有一個承受度。因此才會有增加消費稅，延長退休年齡以減少養老金支出等財政政策。如果順利的話，通過日本政府與日本央行的互動，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有可能為日本實現中期溫和通脹及赤字削減鋪平道路。

交通銀行東京分行櫃台

記者：說起3.11大地震，在那期間，因為福島核電站爆炸導致的核泄漏對東京影響很大，外國僑民以及很多本地日本人紛紛逃離東京。據悉交通銀行東京分行一直在開門營業，您能介紹一下當時的情況嗎？

夏慧昌：我一直認為，作為銀行，守信是最重要的，任何時候都要信守承諾，盡責、履約﹔作為在海外的中資銀行，服務華人、維護僑胞利益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職責與使命。

3.11大地震發生后，東京都內交通癱瘓，食物短缺，空氣和水一度都被核泄漏所污染，各種恐怖傳言不斷。人們爭先恐后地逃離東京，遠在國內的親人們也一個勁地催促我們的派駐干部們趕快回國。但是，大家都選擇了堅守崗位，保証了分行在最困難的時期始終正常對外開門營業，服務客戶、按期履約。

那段時間，每天都有許多華僑華人要把自己多年來在日本打拼積累下來的金錢匯寄回國。他們有的急匆匆趕來卻忘了帶相關憑証，有的情緒焦慮、內心矛盾、不知道該如何做出決定，有的提出了一些超越銀行規定的要求。員工們一一耐心解釋，幫助他們梳理分析、想辦法，盡可能在合規的前提下為他們解決問題。

在回國避難的大潮下，一些華僑客戶表示將離開日本，在銀行辦理了匯款手續以后，幾乎是每隔十分鐘就要打來一個電話，詢問國內何時能夠收到匯款。員工們充分理解這種心情，一次又一次地給日本的、國內的有關銀行打電話，詢問款項的走向，及時地把結果回饋給客戶。

地震期間，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小額現鈔告急。我們多方籌措，包括向日本中央銀行申請，解決了現鈔不足的難題。配送現金的那天，正是核泄漏最嚴重的時期，外界傳聞東京將下“黑雨”（也就是核爆炸的粉塵），街上已基本看不到行人。盡管這樣，員工們還是顧不得這些傳言，冒著巨大的危險前去取款，並把款項按時送達中國大使館。

記者：您對分行未來的發展有什麼計劃和思考嗎？

夏慧昌：近些年來，中國銀行業實現了高速增長﹔近幾年來，中資銀行海外分行實現了高速增長。我們深知，這種高速增長都是一定條件下的階段性產物，都是難以持續的。我們更看重的是持續穩健的增長。未來，我們當然是要根據總行的部署，繼續探索自己的合規經營、穩健發展之路。

在日本這樣經濟發達、市場成熟、文化獨特的國家開展業務，與日本本土銀行和其他外資銀行相比，我們缺乏優勢。未來一個時期，我們的業務發展還是要堅持“兩輪驅動”：一個輪子是要繼續做大做強內外聯動業務，一個輪子是要努力提高“本地化”業務規模和水平。而驅動兩個輪子的根本動力還是服務與創新。

創新，在廣義上就是改進，改變任何不合時宜的東西，以滿足客戶或者自身的某種需求。銀行的經營環境和監管環境在變，銀行的業務處理技術在變，銀行客戶的需求更是在變，所以，銀行的經營管理以及銀行產品必須要變。現階段，我們的創新主要聚焦於三個重點方面：一是以內外聯動和貿易融資為代表的重點產品﹔二是以華人華僑華商為代表的重點客戶﹔三是以風險管控為代表的內控流程改進。

在銀行創新實踐中，有兩點需要注意。第一點，就是要“風控優先，制度先行”。無限制可以創新,但是創新不能沒有規矩, 更不能“無知者無畏”,冒進蠻干。銀行創新必須按流程進行充分的風險評估，相關的規章制度必須先行制定。這樣做的根本目的，是要防止借創新名義而導致風險失控。第二點，就是“不以小而不為”。很多人看到創新，都會想到要創造一些跨時代的新思路或新產品。實際上，創新更多的是一些小的改進。我舉個例子，文檔管理是每個企業都需要做的。在裝訂文檔時，如果用訂書機，以后想要拆開來復印就很麻煩。日本有個公司做了一個產品，能夠利用紙張本身打一個結，將檔案捆綁在一起。以后使用的時候，隻要輕輕一撕就能拆開，還不損害文檔本身，方便再次裝訂。我們的檔案管理部門發現了這個產品，推廣到全分行使用，提高了檔案管理和使用的效率。事情雖小，但是其所帶來的效果並不小。

服務，在本質上就是設法讓客戶認可你，從而接受甚至喜歡上你的產品。日本的服務在世界上可謂有口皆碑。從服務態度到服務技能，從服務環境到服務手段，從服務細節到客戶體驗，日式服務都有可圈可點之處。日本企業如何能做到這點？我想一定離不開日積月累的培訓和改進。我們應當學習借鑒日企在服務管理上的一些好的做法。但是，我們要想做好服務，全班照套也是不成的，還必須要與我們員工的特點、我們主要客戶群的特點結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