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邁入劉易斯拐點的同時,“80后”“90后”農民工逐漸成為外出農民工的主力軍。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最新數據,到2012年,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佔全部外出農民工總數的比重達到61%左右。
盡管他們的薪酬待遇、務工環境、權益維護等有了較大改善,但依然面臨技能匱乏與戶籍障礙等問題,這讓新生代農民工普遍陷入留不了城,又回不了鄉的尷尬境地。
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採訪的多位專家認為,新生代農民工整體偏低的技能素質以及面臨的戶籍障礙可能會對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產生不利影響,制約經濟轉型升級順利推進的同時,大批農民工可能成為經濟轉型升級的“棄子”。
訴求嬗變
同老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對生活、發展的訴求已經由個體式遷移向家庭式遷移轉變,由生存型向發展型轉變,由鐘擺型向穩定型轉變。
貴州關嶺布依族苗族自治縣新鋪鄉巴茅村支書周玉明說,他的28歲的大兒子周鵬一家三口同在福州打工,26歲的女兒周艷一家三口同在廣州打工﹔28歲的安徽廬江縣人丁勇帶著老婆和不足3歲的兒子在合肥打工……《經濟參考報》記者近期在廣東、浙江、河南、安徽、四川、貴州等地採訪發現,不少夫妻都是同在一地打工。
在農民工進入城市的過程中,家庭式遷移逐漸取代了個體式遷移。國家統計局2010年進行的新生代農民工專項調查顯示,在已婚的新生代農民工中,59.4%是夫妻一起外出務工。最新的數據是,國家衛生和計生委發布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3》顯示,超過六成的已婚新生代流動人口與全部核心家庭成員在流入地共同居住。
不同於老一代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進入城市不僅僅是為了掙錢,他們對於個人發展前景、規范的公司制度、工作本身的意義等有了更多期待。全國總工會2010年發布的關於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研究報告、清華大學“新生代農民工研究”課題組2012年進行的調查以及衛計委發布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3》等均認為,新生代農民工外出就業的動機從“改善生活””向“體驗生活、追求夢想”轉變。
更明顯的代際差異在於,新生代農民工對城市有著更多的認同感。他們不再像老一代農民工那樣,在家鄉和打工地之間做候鳥式遷徙,留在城市穩定生活的願望明顯強於回鄉的願望。清華大學“新生代農民工研究”課題組的調查表明,新生代農民工中,有44%的人完全沒有務農經歷,打算未來繼續在城市而非鄉村發展的比例高達58.4%,48.7%的新生代農民工認為自己是工人,而不是農民。
記者實地調研也發現,不少新生代農民工認為自己是“城裡人”、是“勞動者”,是跟城市年輕人一樣的“上班族”“小白領”,期望能在打工地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和體面的生活。
拐點加劇
記者在浙江、廣東、四川等地採訪時聽到企業反映,新生代農民工訴求升級對企業經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劇了當前的招工難、留人難。
由於新生代農民工訴求呈現出的種種轉變,多地企業反映經濟壓力逐年增大。
河南漯河市臨?縣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副局長周紹哲談到本地缺工現象時說,不僅是因為人不夠用了,還因為新生代農民工要求更高了。“這一代農民工有追求,講享受和生活檔次,期望值也比較高,對人文關懷等也有要求,如果公司制度不好,即使錢多也未必會去,覺得管理苛刻,可能馬上就會辭工。”
同在臨?的食品企業喜盈盈集團和漯河晉江福源食品工業有限公司新生代員工均超過半數,為滿足他們的多元化訴求,兩家公司不僅為員工提供帶空調、電視、獨立衛生間的宿舍,還組織各種娛樂活動、文化培訓等滿足職工的精神需求,喜盈盈集團每年還進行工資集體協商,使員工工資每年保持10%到15%的增長。
“光靠漲工資已經很難留住人了。”這是眾多勞動密集型企業負責人的共同感受。
清華大學“新生代農民工研究”課題組的調查顯示,“珠三角”地區一些代工廠的年輕工人開始基於市場變化和企業利潤增長狀況,提出分享更多勞動成果的要求。
河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樊明認為,劉易斯拐點到來增強了新生代農民工的話語權,使得企業需要盡量滿足他們的多元化訴求,同時,新生代農民工更有能力維護自己的權益,這些訴求又加劇了勞動密集型企業轉型升級的壓力,那些無法適應勞動力代際變遷的企業恐怕將被淘汰出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