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公安部副部長黃明就戶籍改革接受專訪。他表示,公安部正在會同其他部門研究制定《關於加快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到2020年基本形成以合法穩定住所和合法穩定職業為戶口遷移基本條件、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為基本形式,城鄉統一、以人為本、科學高效、規范有序的新型戶籍制度。(相關報道見A3版)
在中國的各項改革事業中,戶籍制度改革無疑是塊硬骨頭。長期形成的城鄉二元制結構,讓戶籍附加上了諸多權利與福利,成為阻礙權利平等與公共服務均等的堅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買賣戶口曾一度成為公然的腐敗。如今,一紙戶籍仍然成為身份的象征。雖然近年來一直強調加快這方面改革,但實質性的進展卻並不明顯。
隻要身為中國公民,大概都不難體會到戶籍制度的“非正義性”。然而作為一個社會問題,其形成卻有著某種現實的“合理性”。為了改變傳統農業大國的經濟厄運,我們漸漸形成了一種大城市、大發展的思路,優先發展戰略讓大部分資源集中到城裡。城市越建越大,人口越來越多,而農村同比之下日趨貧瘠,甚至被抽成一座座空心村落。這是一個惡性循環,城市越大資源越多越吸引外來人口,農村越空資源越小人口也越來越少。
所以說,戶籍改革不單單是農民工進城后的一個平權的事情,其根本上乃是一個公共資源的均等化配置過程。取消紙面上的進城限制很容易,但要縮小城鄉生活境遇上的巨大鴻溝卻十分復雜。如果只是把眼界局限於幾座一線大城市,戶籍制度改革就會陷入死胡同:平權了,涌入的人口更多﹔差別對待,戶籍制度便難逃“惡”名。
我們當然不能等到城市“崩盤”的那天,才重新布置中國人口的均衡化格局。繼續高喊“實現遷徙自由”也已經沒有了吸引力。改革到了今天,是需要著眼現實“甩開膀子干”。過於龐大的“肉身”讓城市本身不堪負重,像京上廣這樣的大城市,控制人口成為必然選擇。市場條件下,資源是對人口最強有力的吸引。要解救大城市的人口環境危機,應當立足全國採取“圍魏救趙”之策,將公共資源投放到農村和小城鎮。如果既要脫困又不舍得放棄一部分資源,那麼戶籍改革便很難取得實效。
辦法並不是沒有,關鍵是舍不舍得“割肉”。從眼前看,面對人口繼續攀升的大城市病,最直接的辦法是人為降低其吸引力,將資源適度轉移到其他地方。這種轉移,既可以嘗試著將大城市的行業部門適度遷出,也可以加強大城市周邊的小城鎮建設。但從根本上看,必須改變以往發展大城市的思路,立足全國進行人口發展規劃的重新布局,側重關注廣大農村的公共服務體系建設。這樣才能將涌向大城市的人口洪流疏導分流,形成均衡化的人口分布,為新型戶籍制度目標達成奠定現實基礎。
由此,戶籍制度改革中的利益博弈便極其復雜、極其激烈。尤其是大城市裡積聚了太多的資源,他們不會甘願放棄對資源的繼續佔有。這決定了合乎現實可能性的路徑是,將戶籍制度改革納入法治軌道,通過立法的正當程序進行科學公正的決策。無論是公共資源的均等分配,還是農村和小城鎮公共服務建設,都將涉及太多的利益關系,缺乏法治手段的保障是難以想象的。
未來的若干年內,戶籍制度改革能否見到成效,取決於國家部委出台改革意見的科學性,取決於具體改革路徑的可行性,也取決於改革中利益博弈的充分性,更取決於改革者的魄力和勇氣。“因為革新者使所有在舊制度之下順利的人們都成為敵人了,而使那些在新制度之下可能順利的人們卻成為半心半意的擁護者”(馬基雅維利語)。就此而言,戶籍改革的成功與否,在於改革者的決心有多大,在於其所能獲得的民意支持有多大。
傅達林(陝西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