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坐牢3143天后真凶落網 獲賠150萬國家賠償

　　1996年，42歲的四川遂寧人王本余因“強奸殺人罪”被判處死緩。2012年，北京警方將真凶抓獲。王本余被釋放並獲得150萬元國家賠償。

　　15萬元精神損害撫慰金，另支付被羈押3143天的賠償金—這是近日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對李桂銀的國家賠償決定。2003年，李桂銀因涉嫌故意殺人罪被捕，2012年被無罪釋放。

　　單看15萬元，這已是河南各級人民法院近5年國家賠償裁決中較高的一筆“精神損失費”。不過，要是在2010年新《國家賠償法》出台以前，他的精神損失恐怕得不到法律承認。

　　從1995年1月1日《國家賠償法》施行，到2010年新《國家賠償法》出台，國家賠償制度已走過將近20個春秋。據最高人民法院披露，2013年全國審結國家賠償案件共2045件。

　　“我們應該遠遠超過這個數字，但賠償案件實踐中這麼少，多數走信訪或其他途徑去解決，這恐怕是《國家賠償法》實施的一種悲哀。”參與該法起草的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教授認為，2045件分解到全國3000多個基層法院，平均每個法院不到一起，這不合常理。

　　先天弱勢的受害人，怎麼才能讓強勢的公權力從口袋掏出錢來？在這場外人看來“實力懸殊”的博弈中，“游戲規則”如何設置，無疑考驗立法技術和國家的誠意。

　　賠償門檻，逐漸降低

　　陳沽宏從河南省信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拿到了一紙民事裁定書。此時，那份4年前讓他被強制搬出房屋的裁定，被確認違法且予以撤銷了。

　　被確認違法的裁定，當年是由光山縣人民法院作出的。下一步，陳沽宏可以憑信陽中院的新裁定，向光山縣人民法院申請國家賠償。

　　在國家賠償的立法時間軸中，陳沽宏位於舊國家賠償法已著手修改、新國家賠償法尚未出台的2009年11月。那時，受害人須先走一次程序，確認國家機關“做錯了”，之后再賠錢。

　　“這無疑是讓國家機關先自打耳光。”輿論認為，如此立法設計，讓1995年起施行的《國家賠償法》有淪為“國家不賠法”的危險。

　　在今天看來，國家賠償案件並不鮮見。在河南法院裁判文書網上，以“國家賠償”為標題關鍵詞，2009年至2012年可分別檢索到11起、2起、3起、1起。2013年，這一數據突然增至17起，2014年未滿6個月，已有9起。

　　這並非河南近年來審結國家賠償案的總數。國家賠償分行政、刑事賠償兩類，前述公開的43份裁判文書只是標題被突出了“國家賠償”而已。

　　這其中有15起為刑事賠償案件，其余涉及判決執行、行政執法等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的11份裁判文書中，隻有一份系確認行為違法、可進而申請賠償。另5份是不予受理，3份是准予當事人撤回申請，兩份是駁回請求。

　　馬懷德教授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上世紀90年代，國家機關造成相對人權益受損的行為主要是違法行為，違法被視為構成國家賠償責任的重要條件。

　　馬懷德發現，在國家賠償法實踐中，特別是1995年至2000年，一些機關的行為雖不違法，但同樣損害了相對人的權益，“對這類行為不賠償，顯然是不公平的。”

　　“想要賠償，先認定違法”，這個繞不過的弊端降臨在了陳沽宏的家人身上。2010年2月，憑著信陽中院的民事裁定書，陳沽宏及三位家人向光山縣人民法院申請國家賠償。

　　最終，隻有陳沽宏拿到了國家賠償款47267.01元。他的三位家人由於未申請確認光山縣法院的裁定違法，所以不具獲賠資格。在當年，這個結局並無不當。

　　如果換在2010年12月以后，他們的境遇可能會好一些。新《國家賠償法》當時開始施行，“先行確定違法”的做法終結。這一思路延續至2012年最新修正的《國家賠償法》。

　　修法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顯示，國家賠償案件審結數量從2009年本呈下降趨勢的1531件，上升至2011年的2035件、2013年的2045件。

　　不過，全國3000多個基層人民法院，審結數卻多年隻有2000起左右，一些學者認為不合常理。有人推測，有的矛盾或流向了信訪等渠道，國家賠償的救濟功能未充分施展。

　　但眾多學者、法官都認可的是，國家賠償門檻逐漸降低，這的確是一個進步。

　　立案或遇阻，賠償較費時

　　河南某法院行政庭一位法官發現，國家賠償案件中，不少原告法制意識不強，在法庭上言談舉止有時不討人喜歡，“但是換換角度思考，人家真受了冤屈，法官不能有成見。”

　　這確是一場實力懸殊的博弈。前述43個裁判案例顯示，有32個賠償義務機關是人民法院，7個是公安局，兩個是檢察院，其余兩例是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

　　賠償請求人不僅面對的是掌握公權力的國家機關，還要讓其從口袋掏出賠償金。不過，在43個案例中，僅7名當事人聘請了律師。

　　對於河南國基律師事務所律師胡大寬來說，他的一起“戰斗”已持續多年了。1999年，他的當事人李文獻涉嫌故意傷害被羈押，2003年，檢方作出不起訴決定。

　　然而，超期羈押期間，李文獻的生殖器被割造成六級傷殘。並且，李有精神病史，按規定，本來就不應該被羈押。

　　胡大寬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最初提起行政賠償訴訟時，當地基層人民法院多次不予受理、駁回起訴，后來案件被中級人民法院指定另一基層人民法院管轄，案件這才進入訴訟程序。

　　胡大寬說，對於公安機關的監管行為是否違法、監管行為造成受害人的傷害范圍等問題，一直是案件焦點。

　　不過，按照法律規定，隻有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死亡或者喪失行為能力的，才由賠償義務機關提供証據，証明是否存在因果關系。

　　“當事人申請再審的原因之一，就是幾次審理都沒有認定其精神病的傷害后果是監管行為所致，這也影響了賠償數額。”胡大寬說，多年來，經過訴訟，獲得的賠償數額從少到多，慢慢增加，現在超過40萬元。

　　時隔11年，李文獻的賠償訴訟還在進行。但這並不是跨度最長的賠償申請。2013年，一位朱姓老人申請國家賠償，為的是其上世紀70年代被以反革命罪判刑6年的案件。由於彼時尚無國家賠償法，申訴被駁回。

　　一位法官並不諱言此間維權時間成本的巨大。“維權需要一定代價，正義遲到了，但不會缺席。但是，我們有時也感到很困惑。”

　　他曾了解一起計劃生育超生案件，起因是一名嬰兒在上世紀90年代被計生人員引產出生，導致先天殘疾。嬰兒長到20多歲后，母親告當地政府要求國家賠償。法官曾希望政府一次性支付，但政府表示財政負擔不起。

　　最終的折衷解決方案是，政府以五六年為單位，分期支付給原告，此前已賠了20多萬元，“有的是法院支持，但有些時間成本也沒辦法。”

　　不過，佔國家賠償案件另一半壁江山的刑事賠償，則通常採取書面審查的方式進行。

　　馬懷德說，刑事賠償中，賠償義務機關通常是法院、檢察院、公安機關，賠償義務機關的上級機關都是上級法院、檢察院或公安機關，這種情況如果用訴訟的方式，可操作性並不大。

　　“我們要求非訴訟的方式也盡可能地採用聽証，或者類似聽証的陳述申訴的方式，保証賠償請求人的合法權益。”他認為，客觀效果上來講，這跟訴訟還是比較接近的。

　　精神損害賠償缺標准

　　受害人希望獲得國家賠償，但最終獲賠多少錢，顯然是“當理想照進現實”的尷尬。前述43起裁判案例，50名受害者申請賠償共計1749.53萬元，最終，法院支持了248.74萬元。

　　在這當中，官員鄧蘇元無疑是反差最明顯的。他申請國家賠償240萬元，獲賠8740.95元，前后相差近300倍。

　　2005年，這位河南義馬市副處級干部的命運一波三折。8月25日，他被刑拘，23天后取保候審。11月18日，他被以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5年。

　　4年后，鄧蘇元被宣告無罪，其副處級待遇隨后恢復，單位給他補發了免職期間的工資。

　　在《國家賠償決定書》中，上級法院對“工資及職務待遇減少造成直接經濟損失110萬元”、“精神損害撫慰金120萬元”、“申訴交通住宿費及其他費用10萬元”等請求沒有支持。

　　法院的理由是，鄧未提交相關証據予以証實，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

　　其實，住宿費、代理費沒有得到支持並不奇怪，前述43起案例中無人獲賠這類費用。

　　律師胡大寬認為，此部分費用也應當賠償，“如果沒有賠償義務機關的錯誤行為，就不會使受害人出現為解決糾紛而產生的費用。”

　　在馬懷德看來，請求賠償過程中實際的耗費、預期利益損失等內容，均屬於間接損失或非法定的、不確定的損失，法律上沒有明確規定屬於國家賠償的范圍。

　　“實踐中多數不認可這類賠償，但也有個別法院認可請求賠償中花的律師費、材料費、交通費。”馬懷德認為，這要交給法院去裁量，如果確實是為了獲賠而實際支出的損失，且是必然的、必須的，也未嘗不可。

　　但河南省一家中級人民法院法官告訴記者，不少受害人舉証不充分，隻能由法院判斷事件與損失間的因果關系。尤其是土地、房產類案件，有的地塊價值變動快，其損失在法律認定上需要權衡。

　　值得注意的是，鄧蘇元獲賠的8740.95元裡，有5000元是精神損害撫慰金。李文獻的運氣差些，由於他的案件生效判決在新《國家賠償法》實施前，隻能適用舊《國家賠償法》，而舊法沒有精神損害撫慰金一說。

　　可有了此說后，精神損害賠償的標准難以量化。馬懷德說，該標准由法官自由裁量，根據受害人精神受損害的程度，參照上級法院或其他法院的判例，來確定相對合理的賠償標准。

　　一位行政庭法官對此表示，他們日常即參照民事案件的精神損害賠償標准，“民事一般最多賠償4萬元。”

　　不過，胡大寬代理案件時發現，各地法院對此認識並不一致，有時，同一法院內部也因承辦法官有不同理解，所作判決結果也相差甚遠。這使當事人對司法公正產生懷疑。

　　據馬懷德介紹，廣東等省已確定一些精神損害賠償的要素、大致標准，有的地方精神損害賠償已達50萬元。備受關注的“張氏叔侄案”精神損害撫慰金一度達45萬元，被媒體視為“破司法實踐紀錄”。

　　事實上，制定標准的緊迫性在前述43個案例有所體現。近三分之二的受害者提出精神損害賠償，法院最終支持的數額，約佔受害人申請精神損害賠償總額的8%。

　　另有一點值得肯定，該樣本中，裁判精神損害撫慰金的絕對數額，也從2012年的5000元，上升到李桂銀案的15萬元、李懷亮案的20萬元。

　　誰來裁判，誰可能“過問”

　　河南某中院一位人士介紹，一些中院裁判國家賠償案件通常分兩條線，一是行政庭負責的行政賠償。行政庭無專人負責行政賠償案件，所有法官接到案件幾率均等。

　　二是由賠償辦公室受理申請的刑事賠償。有的中院賠償辦公室負責人由其他業務庭領導兼任，行政庭也會有法官出任賠償辦成員。但是，刑事賠償不需參加庭審。

　　在馬懷德等國家賠償法起草者看來，法律規定由賠償委員會作出賠償決定，且其審理賠償案件程序類似聽証，已能兼聽賠償義務機關和賠償請求人雙方各自的訴求。

　　據媒體報道，曾有人主張刑事賠償通過庭審進行，但反對者認為，“實踐中90%的刑事賠償是羈押賠償，這些案件都有完備的法律文書，書面審理即可迅速查明，何必再走那熬煞人的訴訟通道。”

　　這些裁判有時也會被“過問”。一位曾審理國家賠償案件的法官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如涉及當地重大工程、龍頭產業，與之相關的土地、環境等行政賠償問題有時會由政府法制辦反映給當地領導，“領導過問案件，問‘你們怎麼受理了’、‘怎麼處理好’，問法院幾個問題，我們就沒有辦法了。這是體制問題。”

　　另一些需要請示的，還有涉及群體性事件等案件。

　　律師胡大寬表示，他代理的一些案件中，國家機關並沒有重視當事人的申請，沒有主動提出協商，也不承認其行為存在違法。

　　馬懷德坦言，國家賠償是一種要由國家承擔責任的制度，國家機關多少還是有抵觸情緒。尤其是公務人員，或許會覺得都是在履行公職，為什麼還要承擔責任？“特別是在刑事賠償中，對於結果責任原則承擔的賠償責任，他們無法理解。”

　　按《國家賠償法》的規定，各級財政要將國家賠償經費列入預算。馬懷德介紹，幾年前，全國法院、檢察院各級財政支付的國家賠償金額在1.8億元左右，各地有多有少。

　　對於一些法官來說，現有體制讓其不得不考慮“平衡”的藝術。一位行政庭法官透露，很多情況下，法官如果直接下判決，執行肯定沒問題，政府不會賴賬。但考慮各方面因素，有時不得不給一些機關台階下，“如果政府真的做錯了，我們不會姑息縱容，但是會調解，讓政府也下得來台。比如和他們說，如果賠償到位了，原告會撤訴。”

　　“這只是實現個案正義。但是，你不裁判，對於行政機關來說，這個案件消化了，以后可能還沒有學會依法行政。它不認為是個錯誤，這次把這個錯誤縮小到最小范圍的影響，就不能警示其他機關以后不犯這個錯誤。”前述法官說。

　　馬懷德坦言，國家賠償制度實施將近20年，從整體上來講，與其他法律制度的實施相比，它還有很多困境，“從賠償實踐和案例來看，總體效果並不好。”

　　他建議，未來應該暢通國家賠償的渠道，也要逐步調整信訪這樣通過行政的方式解決糾紛的機制，讓更多的賠償糾紛能夠直接進入國家賠償程序中。

　　在河南一位法官眼裡，能向國家要賠償的公民都是很有勇氣、很值得同情的。“有些問題是立法不完善，有些是法院和地方政府的關系問題，讓我們法官夾在中間。雖然同情也想支持，但是還有些東西束縛我們。”

　　“我們考慮的問題，除了法律效果，還要兼顧社會效果、政治效果。不過，我們最起碼，能盡量考慮到弱勢群體。”他吐露心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