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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是新常態確立之年，在這一年中，中國經濟出現了的三個積極變化：
一是，就經濟實際增速而言，2014年7.4%的增速是本世紀以來實際增速首次略低於年初預定目標，表明實際經濟和潛在增長之間的缺口正在逐漸縮小。二是，就經濟結構而言，第三產業對於經濟增長的拉動連續兩年超過第二產業，並且超出幅度由上年的0.1%擴大到0.6%，表明經濟結構得到進一步優化。三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就業吸納能力進一步提高，2010年至2014年間，經濟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創造的新增就業人數分別為112萬人、131萬人、164萬人、170萬人和179萬人。
中國經濟在發生三個積極變化的同時，當前經濟運行中也仍存兩個堪憂之處：
一是去年四季度GDP增速與三季度持平於7.3%，但是GDP環比增速的下降幅度還在擴大。去年四季度GDP環比增速為1.5%，對應的環比著年率為6.1%，是2012年以來的最低水平，表明經濟下行壓力仍然很大。二是，伴隨經濟增速的調整，實體企業盈利能力尚未恢復，諸如債務、金融等潛在風險防范壓力在增加，即“水落石出”問題不容忽視。例如，2014年12月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同比下降8.0%，降幅較上月擴大3.8%，創下了歷史最大跌幅。與之對應，2014年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已升至1.29%，年內四個季度不良貸款率的提升幅度依次為0.04%、0.04%、0.08%和0.13%。
針對經濟運行中的堪優之處，在今年的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李克強總理也曾向與會者坦言“不可否認，2015年，中國經濟仍面臨較大下行壓力”。而26日，在聽取專家學者和企業界人士對《政府工作報告》的意見建議座談會上，他更是指出“今年工作千頭萬緒，發展還是第一要務，我們面臨的困難和挑戰不少，任務相當艱巨”。
2015年既是“十二五”的收官之年，又是“十三五”的規劃年，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伴隨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時期，經濟已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與經濟增速相比，經濟效益的提升就更加重要（參見《金台觀察:從“新常態”到“中國夢”的經濟路徑》），其關鍵內容就是實現發展由中低端水平邁向中高端水平。
然而筆者觀察當前有關結構調整的討論，很多焦點都集中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應該如何施展﹔相應在政策建議方面，也更多地是關注貨幣政策應該鬆還是緊，財政政策應該是積極還是謹慎。
眾所周知，一個經濟體的結構調整路徑可以有很多選擇，但整體而言，無外乎被動適應和主動作為兩類。其中，被動適應最極端的方式就是通過危機的形式，完成“傷筋動骨”的調整，可是政府作為宏觀調控者，對此種社會承受壓力最大的方式肯定是要盡量避免的。因此，就有了凱恩斯主義、逆周期調控等等一些宏觀調控的作法，也就有了“在聚會漸入佳境時收走大酒杯”、“泡沫無法避免，重要的是如何應對”等流行的說法。
然而用辯証法來分析，每次危機的出現，一定也是難得的機遇期。具體到當前我們面臨的結構性調整任務而言，就是能否做到主動作為，而非一味被動應對。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體學習上指出的，“我們提出要准確把握、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就是適應國際國內環境變化、辯証分析我國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征作出的判斷。”
當前結構調整的核心問題，是如何確立新的增長點，這既不是財政一家之事，也更不是貨幣能獨立完成的，需要的是產業政策。如果產業政策不清晰，那對於財政和貨幣政策而言，就會出現無的放矢的局面﹔隻有產業政策清晰了，財政政策才能在分配領域發揮有效的結構調整的引導作用，貨幣政策也才能在流通領域有所側重。然而有關產業政策的討論，顯然已經遠遠超出經濟學家的視野。
在一般規律的角度，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始終是生產和需求之間的矛盾，面對不斷升級、多元化的人類需求，如何通過產業政策找到適宜的新增長點才是保証發展不斷高級化的必經之路。然而，相應產品功能是否與人們需求匹配、產品需要何種材料實現從實驗室到工廠、產業實現規模效應對於區域布局和環境的要求等等方面的確立都來自於自然科學領域，隻有確立了這些，經濟學界才能進入真正的角色，給出經濟運行機制方面的方略。這就是有關經濟運行最為經典的關於“需要是同滿足需要的手段一同發展的，並且依靠這些手段發展的”論述的真實本意所在。
令人欣慰的是，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讓人耳目一新，有關產業政策的篇幅更是史無前例的。當然，這些頂層設計還需要實踐的檢驗，而在這一檢驗過程中，就需要“兩隻手”的配合，讓傳統產業加快升級、新興生產力加快成長，實現新常態下穩增長與調結構的平衡，使保持中高速增長、邁向中高端水平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主旋律。
（作者供職於中國建設銀行金融市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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