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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范围的实践来看,随着金融创新和利率市场化推进,货币与实体经济的关联会趋于松散和不确定。也正因此,在市场化进程中,各国的货币政策框架大都随之调整,从传统的数量型政策(以信贷、货币为中间目标),转向价格(以利率为中间目标)调控型框架。具体到我国,在过去几年中,利率市场化不断加速,货币政策环境也悄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金融主体的利率敏感度不断提高,不仅对金融结构和资金配置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极大地改变了政策的传导路径。数量调控的缺陷开始逐渐显露,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策有效性降低。随利率市场化的推进,银行资产、负债行为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信贷以外的融资方式(即所谓的“影子银行”)迅速发展,使中央银行对信用及货币总量的控制力均明显下降。当然,更重要的是,随着微观主体的利率敏感性上升,货币流通速度波动加大,货币数量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开始变得不稳定。这意味着,在中间目标控制能力下降的同时,中间目标与最终目标之间的关联性也在减弱,数量型政策的有效性由此大打折扣。
其次,可能加大利率波动。在利率市场化期间,货币需求函数的利率弹性明显增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发生外部冲击,而中央银行如果继续以货币供给数量作为中间目标,就容易放大利率波动幅度,进而影响实体经济稳定。从可获得的数据看,在2008年之后,中国的实际利率波动明显高于之前时期,也大大高于同期其他主要经济体。这应与利率市场化加速的同时,有关部门继续强化数量控制有关。
第三,可能干扰政策判断。数量型政策框架关注的是银行信贷、广义货币等数量指标,近年也有将社会融资总量纳入的倾向,但由于该指标仍存有缺陷,还难以充作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当然,不管是盯住信贷、货币,还是社会融资总量,事实上都是以数量指标作为判断政策松紧态势的主要依据。在上述指标与实体经济的关联相对稳定时,这种判断简单、合理。但在关联性降低的情况下,再根据这些指标来推断货币政策态势,就可能产生诸多矛盾。
比如,在过去几年中,若以数量指标来观察,我国货币政策大体平稳,除2009年外,历年均无过大波动。但在实体经济层面,企业融资成本却一直居高不下,资金链不时出现紧张。事实上,从2009年以来,中长期实际利率剧烈波动并持续大幅上扬。之后虽有回落,但仍维持在历史较高水平,远高于同期主要经济体。若以价格(实际利率)作为中间目标,过去两三年的货币政策紧缩程度相当高,远非很多人所认为的稳健。这种判断,或许更契合实体经济当下的实际运行状况。
总体来讲,在利率市场化推进过程中,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和金融深化,数量指标的先导意义明显减弱,而基于这些指标的数量调控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力也大为降低。在这种背景下,向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变已成势所必然。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并非不认同宏观审慎政策的必要性,以及在价格调控基础不完备的情况下,数量型政策仍具有的现实意义。只是认为,在利率市场化加速的背景下,有关当局应及早进行相关研究,逐步优化和调整现有调控方式,在放松数量管制的同时,逐步完善价格调控机制,为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创造必要的条件。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