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半受訪打工者年后不願回原單位工作

春節臨近，各個行業的基層打工者們，今年是否回老家過年？過完年，他們還會回原來的城市和單位嗎？對於企業來說，過年前后人手夠用嗎？

近日，面向我國基層打工者的手機招聘平台大谷打工網，對13578位實名注冊用戶的調查顯示，66.8%的打工者回老家過年。26.6%的打工者表示年后不會回原先的打工城市工作，51.7%的打工者年后不願再回原單位。

受訪者來自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平均年齡為24.7歲。其中38.2%的人工作3∼5年，34.1%的人工作1∼3年，15.5%的人工作5年以上，13.2%的人工作1年內。本次調查同時以線上調查的形式，訪問了3095家企業，涉及電子制造、餐飲服務、食品加工、紡織服裝、物流配送、房地產銷售、物業安保等多個行業。

68.1%受訪企業年前要招聘基層員工

在廣州某大型服裝廠做縫紉工的張禮智，打算讓父母從四川成都老家來廣州過年，“父母兩個人過來的機票錢加起來，才是我一個人回去的機票錢。一家人隻要在一起快快樂樂過個年，在哪裡無所謂。”他不少工友過年也不回老家，工廠在3個月前已經把春節前后的訂單和人員安排好，春節期間加班會有額外補貼。而周圍的一些小廠，幾乎每年這個時候都會有人員不足的情況。

河南人陳百林半年前剛來杭州某KTV時，服務員有120人。最近由於很多人過年回家，服務員隻剩下不到20人。“現在公司招不到人，實在忙不過來，大小領導隻好和我們做一樣的事。我們的年終獎也要推到元宵節再發。”

調查中，66.8%的打工者回老家過年，33.2%的打工者表示今年過年不回老家。

在不回老家的打工者中，36.2%的人表示是“過年錢多，願意留在企業上班”，27.3%的人表示是“回一趟老家成本太高”，25.7%的人表示是“年前工作容易找”，21.9%的人說是“混得不好，不好意思回家”，18.3%的人是“沒找到對象，怕父母嘮叨”，17.2%的人表示“車船票太難買”而不回家。

由於返鄉打工者數量龐大，每年年前外來勞動力比較集中的城市，都會出現用工短缺。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研究員張翼指出，目前大量基層外來務工人員和用工單位簽訂的合同不是長期的。雇主認為員工年前請假較為普遍，所以傾向簽約10個月左右。年前一些制造企業和大城市的家政、賓館、餐飲等服務業員工工資上漲幅度也會增加。

調查顯示，68.1%的受訪企業年前要招聘基層員工。

為留住打工者，不少企業使出“渾身解數”。廣東順德某大型電器制造企業人力資源總監張小杰告訴記者，為留住員工，公司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第一，在12月至第二年2月出全勤的員工額外獎勵1000元﹔第二，組織大型晚會，1萬人的工廠，抽獎額高達200萬元﹔第三，對過年期間留守工廠的員工，會有慰問和新年紅包﹔第四，員工宿舍區的KTV、網吧、電影院在過年期間免費開放，開通去超市、游樂園的班車接送員工﹔第五，老家在300裡以內的員工返鄉派車接送﹔第六，公司年初八正式上班，員工按時返廠獎勵300元。如果部門返廠率在98%以上，還會進行獎勵。

調查顯示，52.1%的企業會適當延長工作時間，45.8%的企業會加快輪班頻率，33.6%的企業會盡量說服員工晚些返鄉，29.4%的企業會提高工資福利留住員工。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葉裕民認為，年前用工短缺源於我國獨特的文化背景，人們過年一定要和家人團聚，即便發展到成熟的城鎮化社會，春節的客運量仍然會增加很多。同時，由於基層打工者融入城市的制度不健全，很多打工者沒有能力把家人接到城市過年，隻能回老家，就導致了企業用工的季節性短缺。

對不回家過年的員工，企業有什麼工資福利措施？調查中，87.1%的受訪企業稱會安排年夜飯，50.6%的企業會提高加班費，45.4%的企業安排節后補休，41.2%的企業會給員工紅包，32.4%的企業會組織娛樂活動。

84.4%受訪企業憂慮年后人員流動問題

採訪中，多位企業人力資源主管與專家均表示，企業人手不夠在年前只是“用工短缺”，如果不加以重視，年后真正的“用工荒”將要來臨。調查發現，51.7%的受訪打工者年后不願回原單位工作。84.4%的企業憂慮年后人員流動問題。其中35.1%的企業表示，有員工提出春節后將不再返回企業上班，人數還不少﹔49.3%的企業也遇到同樣的情況，但人數不多﹔隻有15.6%的企業沒有收到員工這樣的申請。

張翼做過多年全國外來務工人員流動監測調查，每年大概20%的人不會回原來單位上班，年紀較大的人通常在家鄉就近工作，年輕人多去其他城市和單位。年后企業訂單和用工量都會增加，招工競爭更加激烈。

為什麼打工者年后不願回原單位工作？受訪者給出的原因依次為：工資太低(35.8%)、工作發展沒前景(25.2%)、想換行(18.9%)、工作枯燥(10.3%)、和老板同事相處不和睦(1.2%)等。

據一位多年從事人力資源工作的人士介紹，當前整個人力資源市場最流行的就是小時工操作，一些勞務派遣公司都傾向企業按小時付款，他們從中抽取一定的利潤。很多企業隻顧旺季完成訂單，不用為小時工繳納社保，旺季結束也不管工人去哪兒了。企業用工短工化無疑加劇了年后等時間段的“用工荒”。

輾轉了兩個城市，陳百林覺得“在哪兒找工作都不難”。他之前在陶瓷廠、電子廠做過，雖然工資比現在做服務員高一些，但要從早做到晚，一些公司的規定和不誠信也讓他“不爽”，比如“說加工資也不落實”、“在廁所裡抽煙就要罰款500元”。他一過年就想換工作，因為總想有新的開始。雖然換了3個行業，“還是沒有太喜歡的工作。打工賺錢到哪裡都一樣，什麼做長了都煩。”

調查顯示，26.6%的打工者表示年后不會回到原先的打工城市工作。41.5%的人說，這座城市只是他們打工賺錢的地方﹔35.8%的人認為可以在這裡實現個人理想﹔17.4%的人說在這裡找到家的感覺﹔還有5.3%的人表示，對這座城市“非常排斥，不願意再待下去”。

葉裕民認為，“用工荒”折射出制度短缺。新生代基層打工者特別注重公平公正的環境、自我價值的實現、未來發展的空間以及下一代發展的可能性。但是很多企業和城市並未給基層打工者創造適合全面發展的環境，使得打工者隻為了賺錢打工，看不到長遠發展的希望。

在張翼看來，一些地方政府和用工單位存在一定的沖突。企業需要招募足夠的員工開展生產，但是一些大城市為了減輕城市壓力，把外來打工者工拒之門外。雖然國家一直鼓勵外來打工者市民化，但在實際操作層面並沒有成為一些大城市政府的決策。一些中小城市比較開放，但是提供的公共服務趕不上外來打工者的需求，這成為打工者流動過程中的困惑。

上海交通大學教授陸銘指出，“用工荒”背后有深層次的經濟問題，已經影響中國產業經濟發展的競爭力。企業招工難和工資上漲首發於2003年。當年我國實行嚴格控制建設用地指標供給政策，一些大城市和沿海城市建設用地指標與經濟增長所需要的指標不匹配，於是推動了房價上漲，房價上漲又推動工資上漲，企業的生產成本隨之上升。但是，一些企業的技術進步和勞動者素質提升的速度沒有相應增加，打工者工資上漲的速度沒法彌補生活成本上升，所以不願意在城市待下去。一些企業技術進步了，但這種活兒通常又是基層打工者干不了的。所以，在一些城市出現了“技工荒”和“普工荒”並存的局面。

42.8%受訪打工者認為隻要用心工作前途就會好

做了4年多機械加工工作，山東濟南人王磊年后想換個行業，他現在的工作“有點兒枯燥和累”，一天要工作9個小時，一個月隻有兩天假。他的上一份工作在天津，月薪比現在高出1000元，但他還是來了北京，他覺得北京有一種莫名的吸引力，讓他有所期盼，但是究竟期盼什麼也說不上來，“挺迷茫的”。

新的一年，打工者們信心指數如何？42.8%的打工者認為，隻要用心工作前途就會大好﹔22.3%的打工者感覺會平平淡淡，沒什麼大起大落﹔27.5%的打工者稱很迷茫看不到未來﹔7.4%的打工者表示再努力也改變不了現狀。

在江蘇昆山某電子企業做人力資源管理的王飛告訴記者，電子行業人員流動量很大。尤其現在員工多為90后，他們“工作看心情，不高興馬上走”，雖然公司合同一般簽3年，但是90后違約跳槽公司也沒辦法。年后行業“用工荒”的大環境和90后隨性工作的特點，對人力資源部門是嚴峻考驗。

張禮智則認為，招不到人是公司的問題。打工者想進他所在的公司，一般要排半年隊，這得益於收入高、福利好和良好的培訓。年工資普工6萬元，班組長8∼10萬元，主管12萬元，廠長20萬元。公司規定，主管、廠長必須從普通工人做起﹔對有意換崗位的普通員工，每周提供兩次帶薪培訓。這樣的機制讓工人覺得有奔頭，隻要想學東西，在這裡就能提升自己。所以公司90后很多，但主動跳槽的人很少。

“打工者會用腳投票，城市和企業對他們不夠好，他們就會走。”陸銘認為，解決“用工荒”要從戶籍、土地制度上做根本改革，應打破戶籍制度藩籬，加大公共財政對教育和培訓的支出，縮減城鄉教育差距，提升勞動力的素質，這也是經濟轉型的根本所在。

“勞動用工制度涉及一個國家的安寧和發展。”葉裕民說，對於企業來說，緩解“用工荒”需要建立制度並嚴格執行，比如規范地與員工簽訂協議、為員工繳納社保、生產過程中人性化管理、建立面向所有員工的培訓機制，使員工能力和工資隨著企業發展不斷提升，企業也因此贏得效率和競爭力，這是員工和企業共贏的政策。“用工荒”不是隻靠企業就能根本解決的，城市需要建立系統的外來打工者市民化的通道。現在大量外來人口非常盲目地在城市流動，亟需建立系統的外來人口市民化制度，包括基礎教育、住房、社保、就業培訓、創業激勵、高考制度和社區環境，缺一不可。這是國家和時代的大難題，也是國家走向現代化必須完成的歷史性任務，我們必須認真面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