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日凌晨,由於時間的匆忙和自己的疏忽,在從烏魯木齊到伊寧的旅途中,陰差陽錯地讓我有了一次對維吾爾族老鄉阿卜杜拉進行“專訪”的機會。
所謂的疏忽,其實是一個低級錯誤。北京時間早上6點,按照計劃“中國媒體絲路行”的記者團隊必須離開下榻的海德酒店乘坐大巴趕赴烏魯木齊地窩堡國際機場。在大巴轉過兩個路口之后,同伴的一句提醒讓我驚覺身份証沒有帶在身上,“很可能”落在了寄存行李中的衣袋裡。
無奈之下,我隻能果斷下車獨自返回酒店。此時,天剛蒙蒙亮,大街上幾乎空無一人,十字路口的紅綠燈有規律地變換,卻很少看到有車輛停駐或通過。為了避免迷路而徹底誤了飛機。我一邊走一邊瞪大眼睛大范圍搜索“救命稻草”。
阿卜杜拉駕駛的紅色出租車進入了我的視野。招手、停車、開車門,興奮中略帶急促地上了車。“你好,請先帶我去海德酒店取東西,然后再去機場。”
“可以。”一句冷冷的、不太標准的普通話,讓我發現這是一位維族司機。
車子轉了三個路口才到海德酒店,此時我敏感地發現他幾乎帶我繞酒店轉了一圈。“這裡全是單行線。”阿卜杜拉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慮。
“哦。”我有些半信半疑,“能在樓下等我幾分鐘嗎?謝謝。”他很肯定地說“可以”。
再次快速地下車、取房卡、進房間、翻行李,直接尋向已在腦海中論証了百遍的那件衣服口袋。謝天謝地!身份証,它就在那裡!
而此時,阿卜杜拉的紅色出租車亮著雙閃也還靜靜地停在我下車時的位置。
“謝謝。”似有些出乎意料,卻是帶著驚喜地說了一句。他沒有說話,很自然地上路,沒有再問我去哪裡。
這時天還沒有亮。我舒口氣想了一下,完成上述過程,其實隻用了不到10分鐘。
車子開出了一會兒,突然覺得車內的空氣有些沉悶。“這裡的人沒有早起的習慣吧。”我顯然是在沒話找話,心裡卻已在盤算如何用好這次意外的採訪機會。
他沒有直接回我的話,而是反問道:“你是哪裡的人?”
“嗯。山東。”明明知道他是在問我從哪兒來,我卻有些莫名其妙地報了自己的籍貫。回想一下當時的心理活動,應該是想向一個維族人回避“北京”這一可能被認為敏感的詞匯。
在知道了我來自內地之后,阿卜杜拉這才回答我前面的提問。“山東與新疆有時差,這裡現在是4點18分。”此前來過新疆三次,這些我當然是知道的。
“王樂泉是山東的,張春賢是湖南的。”他說的顯然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前任和現任黨委書記。
阿卜杜拉突然的插話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他看似也想與我交流。
“你是山東什麼地方的?”他接著問。我心中暗喜,照此下去最后肯定能問到我最想問的那個問題。
“濟寧。離這兒很遙遠,你應該不知道這個地方。”我淡淡地說。
“我知道這個地方,他的鄰居是菏澤。我去過菏澤,武鬆打虎的地方。”看我一臉驚詫的神情,他接著說:“我叫阿卜杜拉。我的弟弟阿裡夫在濟南上大學。我曾經去看他。好客山東歡迎我。”說完,他笑了。
阿卜杜拉告訴我,他的弟弟畢業后回到了家鄉阿克蘇,現是當地一所中學的教師。而他自己一年前來到烏魯木齊,當了一名出租車司機。今年,他29歲。
“在這裡開出租收入怎樣?”我問。“每月三千元左右。還可以。”他回答。
“新疆發展很快啊,烏魯木齊現在可是個大都市。”我說。“是的。這裡有些人很有錢,有些人窮得要命。各個民族的人都是這個情況。”他回應我。
過於投入的聊天讓我暫時忘記了這是在去機場的路上。等回過神來,我有些不好意思地對這位維族司機說:“請開得再快些。時間有點緊。”
“機場高速限速80公裡(每小時),我都開到100公裡(每小時)了。再有五分鐘就到了。”我看看速度表盤,確實如此。他一直沒有忘記我的著急。
聽后我坦然了,但迅而又變得急切起來。我必須要問出那個問題了。有關現在新疆開展的針對暴恐分子的“嚴打”行動以及採取的安全措施,我想知道他怎麼看。
看著此時此刻顯得有些空蕩蕩的城市和道路,想到沿路看到的晨曦中停著的數輛警車,我有些試探地問:“很多人會覺得新疆現在不安全。”
“可以理解。前面發生的幾個傷害人的事件會嚇到很多人。今年從你們那邊來新疆的人確實很少。”他說的“那邊”應該泛指內陸。
“政府採取的措施怎樣?”我故意裝得漫不經心。
“這樣大家應該會覺得安全吧。我贊成政府的做法。這是不得已的辦法。但說實話,這也帶來了一些不便。比如在烏魯木齊南站。”我清楚他指的是,南站砍人事件發生后,新增加的進出車站廣場的安全檢查裝置,流動安檢人員,以及新近強制劃定的出站線路。
“他們(暴恐分子)究竟為什麼要這麼做?”這次,我問得有些直接。“不知道,也不理解。”這次,他也回答得很干脆。
一瞬間,兩個人都變得沉默了。
“唉。新疆是個好地方。”感覺過了好大一會兒,他發出了這樣一聲嘆息。
“到了。”車子在T3航站樓停下時,我還沉浸在他的那聲嘆息中。
付車費,取行李,接過找零,下車,我木然地完成了這一系列連貫動作。
等我驀然回首,看著那輛紅色的出租車遠去時,我突然想起忘了對他最后說一聲謝謝。他用了24分鐘把我安全送到機場,而自己可能面臨超速罰款。
阿卜杜拉,對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