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富民强国新目标启程【4】

史无前例的挑战

在指出“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的同时，胡锦涛同志强调中国“也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张军扩看来，我国人口规模比世界上现有的56个高收入国家的全部人口之和还要多出3亿多。如此规模的人口进行现代化，相当于把过去一两百年来世界范围的现代化历程在中国重演一次，而我们既不具有它们早期发展所具有的相对宽松的国内资源条件和环境容量，也不可能像它们那样通过开拓殖民地掠夺现代化所需要的资源。

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在能源和水资源等资源约束增强的同时，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新压力也不断加大；另一方面，我国现代化正赶上世界范围新一轮的广泛工业化、城市化浪潮，使我们面对的竞争压力史无前例。显然，这些约束对当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已经构成了巨大影响。

张军扩说，包括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内的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阶段性战略目标，就是从现在起再经过10～20年的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社会迈进，为本世纪中叶完成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打下坚实基础。“未来14亿多人口的巨型规模经济体，如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挑战。”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郑新立具体分析说，2011年人均GDP达到5400美元，距离世界银行提出的高收入国家与中等收入国家12000美元的分界线，尚差6600美元，正处于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艰难爬坡过坎阶段。

近现代以来，世界范围内，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是，绝大多数国家在现代化起步阶段进展都相当顺利，并很快实现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但此后的发展便出现明显分化：少数国家成功地将发展进程延续下去，并最终实现了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变，如日本和韩国；而相当多的国家却陷入了长期的停滞、徘徊，迟迟难以实现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如拉美的阿根廷、智利，亚洲的印尼、泰国、菲律宾等。世界银行把这种现象概括为“中等收入陷阱”现象。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国现代化实践”时作过讲解的张军扩，为本刊记者解析了其中的谜团，“在后发国家追赶型现代化的过程中，从低收入社会向中等收入社会的转变，与从中等收入社会向高收入社会的转变，是两个性质不同的过程，面临不同的环境，需要的发展模式和体制保障也大为不同。”

“在前一个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发展主要依靠低成本、成熟技术等后发优势，这时对经济体制好坏的要求不高，只需要基本的政治社会稳定就能够启动工业化的进程，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当经济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不仅之前的许多比较优势会发生变化，比如低成本优势等，也会面临更加复杂的政治、社会环境，比如老百姓政治诉求提升等。”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出过一个著名论断，不论是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还是亚非拉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表明，“现代化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则滋生着动乱。”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现代化过程必然伴随着利益格局和社会成员相对地位的变化，需要始终把握和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由于我国现代化进程具有的特殊性，面临的矛盾更为复杂，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任务更显重要。

张军扩认为这一点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从发展阶段来讲，我国正处在收入快速增长，同时收入差距和社会矛盾也不断增多的时期；二是我国是一个人口和地域大国，发展的不平衡使得利益关系问题更加突出；三是我国现代化进程同时伴随着体制改革的过程，二者交织一起，使利益格局调整的过程异常复杂；四是我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发达国家在较长时期完成的任务，使得我国现代化过程同时存在传统农业社会的矛盾、工业化进程中的矛盾以及后工业社会中的矛盾，而这三种矛盾在发达国家则是不同时期相继发生的。

从各国经验看，张军扩认为，跨越“陷阱”的关键，是要实现两个方面的创新和转变，一是增长动力的创新，即从低成本要素投入推动的增长转变为创新驱动的增长；二是社会管理的创新，以有效协调利益关系，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实现不了这两个方面的创新和转变，现代化进程就会停滞甚至逆转。大多数掉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是在这两个方面出了问题，过不了这个沟坎，冲不出这个瓶颈。”

“实现这两个方面的创新和转变绝非易事，因为它们对体制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他看来，有些国家之所以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过不了体制和发展模式创新这个关，“从这个意义上讲，转变发展方式并不是当前中国所独有，而是后发国家在其现代化过程中必然会面临的挑战，也必须要跨过的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