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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间激活强大不息的中国动力
正处在艰难转型中的中国经济走向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众说纷纭中，有些研究者对中国未来是否还能够维持8%左右的经济增长产生怀疑，有的甚至认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基本已消失殆尽。
对此，张军认为，“谨慎对待中国经济的未来是必要的，但过于悲观是没有道理的。”他以大部分怀疑者常用的日本经济例证分析说，经过高增长阶段后的日本经济增长率的大幅度跳水，主因是国内市场规模太小，“由于规模小，国内需求有限，日本经济的超高速增长长期严重依赖出口；由于规模小，成本条件的改变来得就比较猛烈，对经济增长的打击自然就比较大。”
与之相比，由于我国国土广阔形成带有梯度特征的地区发展差距，中国拥有自己的“雁阵机制”来缓冲新的竞争和成本压力，就可能通过将生产力要素在地区间的再分配这样的过渡途径，来保持未来10年或2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
事实上，中国内地发展正在呈现中国增长模式平稳转型的态势。中国中西部地区开始支付大量投资于公共基础设施，并努力接受来自东部发达地区的企业投资和工厂转移，同时引发低技能劳动力在中西部迅速而持续的大规模聚集。不难理解，大多数内陆省份的GDP增长率这些年都超过了10%，而东部发达地区随着经济总量基础的扩大增长率回落。
这又一次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之所以关键的重要例证。张军认为，中国经济在未来是否还能维持高增长，主要取决于发展方式如何成功地来适应新发展阶段的成本条件，也即如何从原来的增长模式平稳转型到新的增长模式上来，“显然，新的成本条件是否能成功诱导出新的增长模式，才是关键。”
而激活中国增长潜能的条件仍然蔚为壮观，张军给出了三组数据：
其一，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空前。即使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取得很大成就，与美国差距依旧巨大。以铁路为例，按照规划中国铁路里程在2015年将达到12万公里，也仅是美国22万公里的一半多点。现在全国9万公里铁路主要集中在东部，中西部要实现5万公里里程也要到2015年；过去20年高速发展的中国高速公路，其密度仅为经合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70%；城市轨道交通方面，中国500万人口的大城市将近100个，而现在80%的城市没有地铁，且地铁里程90%集中在东部地区。
其二，过去30年，制造业和服务业吸纳劳动力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下降了30%，平均每年下降1%。现在，农业附加值占GDP10%左右，估计到2030年会下降到5%～7%，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这意味着，按照每年下降1%的速度，农业劳动力占比从现在的30%下降到10%以下，从而接近农业附加值占GDP的份额，至少还要20多年。
其三，目前中国城镇化率超过51%，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业人口。城市化率从20%多到现在的超过50%，用了30年时间，平均每年提高1%，就是每年1000多万人成为城市人口。按照这个趋势推算，未来中国的城镇化率要达到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即70%，也还需要20年。
因此，张军认为，“即使2020年中国成为了世界最大经济体，之后应该还有不少于十年的空间来完成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转变与现代化，从而维持比较高的增长率。”
“过去经济学家对于东亚经济成功的秘诀在于市场还是在于政府争论不休。其实，东亚经济可以总结的最成功的经验与教训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政策制定者如何能够使经济去适应变化了的环境，是否在私营经济增长并要求政策调整时能够成功作出变化。”十年前，美国耶鲁大学发展经济学教授古斯塔夫·拉尼斯评价东亚模式时说过，“在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大概每十年就会有新的挑战出现，政府如何通过保持体制的灵活，以更好地迎合国内经济和私营部门的新的需求，对于顺利应对挑战而跨上新台阶至关重要。”
按照张军的理解，这句话对当下中国而言既是解读又是忠告，中国需要通过不断进行改革来避免结构性问题的长期化，保持体制的灵活性以创造和确保未来15～20年的高增长，“在过去30年，中国的体制在适应变化的环境方面保持了足够的弹性，避免了重大外部震荡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今天，中国经济需要面对新的成本条件，向新的增长阶段转型，新一届的党中央需要致力于克服经济动态调整中的阻力，推进持续的经济改革进程。政府在这一点上做得好坏直接决定未来增长模式的转换能否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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