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3月将卸任央行行长 被称“最灵活”行长【2】

　　“最灵活”的行长

　　作为一个思想者，周小川市场化理念最淋漓尽致的发挥还是在央行任期内。英国《金融时报》评价他是“中国最有能力的技术官僚”。

　　周小川刚出任央行行长时，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即正式启动，周小川担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此后十年时间，国有大行走出了“技术性破产”的困局，中国金融体系得以重生。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也成为周小川行长生涯中浓墨重彩的华章。

　　2004年1月，注资国有商业银行方案水落石出。令业内人士大吃一惊的是，注资动用了国家外汇储备，而不是此前传闻的所谓财政部发债1300亿元直接注资。用外汇储备注资在当时不乏质疑声。

　　“财政没钱，或者是财政不愿掏钱注资，注资是国有银行改革中最难啃的一块骨头。但周小川绕过了财政这环，用外汇储备注资。这点体现了他的灵活。他是一个很现实的人。”有市场人士评价道。

　　2005年7月，央行“出其不意”宣布开启汇改，并一次性升值2%，人民币汇率从此“浮”起来。当时也不乏反对之声，甚至有专家当面对他提出批评。尤其是外部对中国施加升值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其实起到了反作用。

　　2010年9月，奥巴马前顾问萨默斯跟周小川在北京打了一场网球双打赛。据传，他们开玩笑地打赌，说中美之间的汇率将由胜者决定。结果萨默斯输了。

　　2012年11月，即将卸任央行行长的周小川曾总结汇改，无疑，他对汇改成果总体是满意的。

　　但是，作为中国的货币政策制定者，更多时候是无奈。最近十年是货币政策工具运用最“灵活”的时期，可这并非有意为之。

　　2008年以后，为应对金融危机，“出手要快，出拳要重”，中国的信贷和投资都进入高速扩张期，地方政府的债务杠杆快速上升。面对高通胀，又无法贸然加息，央行的货币政策被挤到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一而再再而三地将存款准备金率上调至21.5%——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高度。“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要体会灵活二字，央行其实早就说了，存准率没有天花板。”市场人士解读说。

　　2010年11月，周小川在北京大学一次演讲中，抛出了“池子关热钱”的提法。他说：“短期投机资金进来了，我希望把它放在一个池子里，而不是放到整个中国的经济中去。等它需撤退时，将其从池子里放出，让它走。这样能在宏观上减少资本流动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冲击。”

　　说起来，“池子说”的面世颇为挣扎：当时会议主办方北京大学严禁记者报道，但周小川演讲结束后，在场几位记者商议认为这一提法意义重大，在北大教室过道上一起“拍板”决定令其见诸报端。

　　直到2011年，大家终于明白周行长心中的池子就是存款准备金。

　　早在2004年，周小川便提出“金融生态”的概念，其核心是抛出疑问——到底是谁在累积中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今天人们终于可以领会他八年前提出这一概念时，其内心所蕴含的深深的忧虑。

　　2010年以来，周小川在多个场合不断释放信息，要为地方公共投资的融资机制“开前门而关后门”。其实是希望为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找一个对冲安排，不能全压在国有银行的身上，否则，在软预算约束的框架下，最终可能全部由中央银行“埋单”。

　　“对他的话，听者当时往往很难领会其意思，但一段时间后，可能会恍然大悟其深意。”央行有关人士如是说。

　　“最难追”的行长

　　周小川大概是中国内地部长中被媒体围追堵截最多的一位，无论何时何地现身都尾随着庞大的记者队伍。由于长年周旋于记者包围圈，再加上自身身高腿长，惯于打网球和羽毛球，周小川的身手十分敏捷，跑动迅速，被记者们公认为“最难追的部长”。

　　2009年两会上，周小川的满头银发成为媒体们关注的焦点。一名台湾女记者很关切地问，是否因为应对金融危机工作太辛苦，以致头发都灰白了。周小川回答说，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每天得到的信息较此前增加几倍，而且很难用过去经验、分析框架来对待今次问题，挑战很大，“因此，可以说央行的工作还是蛮操劳的”。

　　香港《文汇报》刊出了题为“行长解困忙操劳添白发”的文章。香港《经济日报》的标题是“行长黑发变白成压力指标”。在“政策制定者缺乏前瞻性，对次贷危机认识不足”的质疑声中，周小川确实饱受压力。

　　周小川虽然和蔼，但面对媒体提问是有“门槛”的。有时候他会反问媒体：“这个问题……你再想想？”意思是记者提的问题不够专业，等记者琢磨他的话时，周小川已大步流星地快速摆脱包围圈。有一次记者追着他问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是否会调整，他笑着说：“你知道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的。”

　　当然也有例外。2012年两会，周小川如往常一样被记者追着，记者们抛出一大堆市场关心的问题，他都大步前行避而不答。但当中国证券报记者问道“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是否应进一步加大”时，他停下脚步说：“这个问题可以回答一下。”

　　会后不久，央行便宣布扩大人民币兑美元日波幅至百分之一。

　　他的精力充沛惊人，行程总是满满的。例如，他经常在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后抵达国外某城市参加数小时的国际会议，随后不停歇地再飞十几小时赶回北京。落地在北京的清晨，周小川会随即赶往办公室开始办公，往往迎接他的是一场会议、一次外事活动或者还有一个演讲。

　　2012年末一个普通的周末，周小川出席了三个论坛并发表了三场公开演讲。其中一场演讲的题目是《新世纪中国货币政策的十个特点》。他指出，由于中国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中国通胀过热的冲动始终多于通缩。”

　　利率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或许是他的一大遗憾。对于利率决策的自由度从始至终都困扰着央行。在2012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周小川在回答“如何看待应该下调贷款利率的建议”时坦言，“我对这一块的评价不一定合适。首先我表示一条，我们鼓励各种研究机构、经济学家都参与政策讨论，提出各种评价，提出各种建议，这对货币政策的形成有好处，对改革开放也有好处。”

　　尽管媒体认为他“很难追”，但身边的人评价他“心胸开阔，境界很高”，比起很多“难伺候”的官员，周小川对很多小事并不计较。有一次在国外开会，会后周小川与外国官员交谈几句，出来时接送的车已经走了，随行人员很紧张，他却说没事，乘其他车返回驻地。

　　央行某官员开了一个实名微博，粉丝很多。有一次周小川对他说，“听说你的粉丝有好几万。”这位官员很忐忑，担心被批评不务正业，但周小川转而和他讨论其他问题了。

　　刚过65岁生日的周小川，其下一步的去向有众多版本。爱好打网球的他，下一个“球”将挥向何处？　　□本报记者 王栋琳 任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