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3月将卸任央行行长 被称“最灵活”行长

　　2013年3月，周小川即将卸任中国央行行长之职。

　　他收获了诸多赞誉。作为建国以来任期最长的央行行长，周小川任职的十年，是中国过去30年中通胀水平最低也最稳定的时期。从北美、亚洲到欧洲，多位官员和业界人士称赞他是一位世界级央行行长。

　　然而谤亦随之。他在任央行期间，央行资产负债表快速扩张，央行资产超过美联储成为“全球第一大行”，他因此背负了“货币超发”的指责。

　　他将带着利率市场化和汇率改革尚未完成的遗憾卸任，也许遗憾还有更多。生平抱负是否尽展，他人无从知晓。

　　“周小川是中国经济界一位杰出的思想者，他深邃的目光永远投向中国经济的逻辑深处。”有学者评价道。

　　“最难搞懂”的行长

　　身为央行行长，周小川常被国内媒体冠以“中国的格林斯潘”之称。周小川说话爱绕弯子，也被市场和媒体认为是这位央行行长和格林斯潘的相似之处——鉴于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运行影响巨大，这也体现出周小川的谨慎作风和精深学识。

　　他的每次公开演讲都备受关注。市场竭力挖掘、揣测他一字一句间可能蕴含的信息，力求追得上他的思维。2012年两会期间，在央行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对“人民币升值是否已经结束”这一问题，周小川回答了两段话。他总结说：“我想这个事主要取决于市场供求关系，不会那么简单。”

　　这一表态却让国际两大顶尖财经报纸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猜测。发布会翌日，英国金融时报刊发题为《中国暗示人民币可能停止上涨》的文章。而《华尔街日报》的标题则是《北京暗示人民币的上涨还未结束》。

　　有记者评价，央行新闻发布会上，周小川的表现“像一位老师面对期末考试前来套题的学生，既严肃又狡猾。”

　　更多时候，“学生们”没有“套题”的机会。在两会新闻发布会这样的“规定动作”之外，他在公开场合极少主动提及货币政策。2008年12月，周小川在一个公开论坛上作了题为《扩大内需、升级换代、关注气候、支持减排》的演讲，阐述金融市场在碳配额定价中的作用。当他从全球变暖侃侃讲到二氧化碳捕获技术时，台下众人已经完全“石化”，习惯翻译金融领域的同声传译也磕磕巴巴，不知所云。

　　2010年3月4日下午，周小川在两会政协经济组驻地被记者围追堵截。他微笑着比了一个“六”的手势，意思是6日发布会上再回答问题。但几分钟后，网上就传出“周小川暗示6月加息”的消息，甚至股市在尾盘时也向下跳了一跳。这场闹剧令人啼笑皆非。

　　但这些或许都不是让周小川最无奈的事情。由于中国货币政策对国际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影响力，周小川在国际场合也是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有时媒体甚至官方发布的新闻令人始料未及。

　　2012年11月，就在“钓鱼岛”事件成为各方关注焦点时，在墨西哥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间隙，周小川与日本财务大臣城岛光力相遇。一转身城岛光力就向日本媒体高调宣布“与周小川在会议期间相遇并有谈话”，并宣称“能打一下招呼本身就有一定的含义”。城岛光力还进一步推断说，双方将“在可能合作的领域展开合作”。

　　周小川的“难搞懂”更多时候可能源于他的学识精深。

　　他年轻时在黑龙江852农场插队，这是一座紧邻俄罗斯的农场，他的师傅姓杨，是山东滨州人。杨师傅说他印象最深的是，周小川非常好学，经常捧着书苦读。后来他先后就读于北京化工学院、机械研究院和清华大学，直至博士毕业。鲜为人知的是，2006年在852农场成立50周年之际，周小川以个人名义捐了一笔钱，回报这片自己曾洒下青春汗水的黑土地。

　　周小川英文流利。他平时阅读的基本都是英文文献材料，在车上、在机场、在无聊的会议上，随时会掏出一篇英文论文来研读。据说周小川担任证监会主席期间，一些文件的批示中常常出现英文。那时证监会官员一有空就苦练英文，学习气氛空前高涨。

　　周小川到央行之后，有一次正开着会，一位司长就匆匆跑出来。原来是周小川布置工作时用了一个颇专业的英文名词，这位司长不明白单词意思完全接不上话，又不好意思问，赶快跑出来找助手翻词典。

　　在一些会议上，外国官员或嘉宾用英文提问甚至“刁难”，他也能用英文从容“回敬”。2010年博鳌论坛上，主持人格林伍德突然抛出一个政治涵义很浓的问题，质问周小川“中国不太愿意担当全球领导的责任”，随即还有意转过头去问印度央行行长“印度是不是更愿意在海外事务中发挥效应”。周小川用英文引用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观点，四两拨千斤地回应了咄咄逼人的提问，表达了中国坚持和尊重由多国共同发挥重要作用的国际秩序。周小川的“高深莫测”再次派上用场。

　　“最时髦”的周主席

　　周小川在证监会的经历颇有冰火两重天的感觉。

　　周小川对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证券市场至少有三件大事要追溯到周小川。一是QFII。二是股权分置改革。三是证监会放权。

　　2000年初，周小川担任证监会主席。甫一到任，就提出众多改革思路。对于之前相对封闭的资本市场来说，这些前沿的思路很有挑战性，但也引起了“书生意气”的质疑。

　　十几年前，国家部委大批引入海归还比较少。但当时的证监会随便掰掰手指头就能数出高西庆、史美伦、汪建熙等一大批有海归背景的官员。

　　在他任内，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跨出一大步。证监会开始密集研究国际证券市场的经验，华尔街、芝加哥期交所频频看到中国证监系统人员的面孔。证券市场引进国际会计准则也是从那时开始。2003年，QFII正式进驻中国股市。鲜有人知，在此之前，整个团队已作了大量铺垫。

　　也是在其任内，国有股减持的思路第一次开始付诸实践，尽管由于环境条件不成熟被搁置，但为之后轰轰烈烈的股权分置改革打下了基础。

　　周小川有一句名言：“证监会应该当好裁判员，不偏向、不下场”。他努力促使证券市场回归市场化本义，整肃市场秩序。在他任内，证监会出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改革措施——变“审批制”为“核准制”、出台“退市令”、对操纵股价的违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

　　在2002年12月5日的一个论坛上，即将离任证监会主席的周小川做了题为《中国资本市场的组织结构》的演讲，系统地阐述了他一贯的市场化的观点。他说：“市场机制能够调节的，就让市场去调节，解除管制也就成为必然的趋势。证监会取消了32项行政审批事项，就是解除管制的重要体现。”“我们将会给市场机构和自律性组织更多的空间，让他们发展和创新。”这是他对主政证监会思路的一次总结。

　　证监会主席向来是坐在“火山口”上。尽管他的努力奠定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几块基石，但也因为B股开放套牢内地投资者、国有股减持激起流通股东反对这两次“滑铁卢”，引来“改革脱离证券市场发展现状和承受能力”、“股市杀手”等批评和质疑。

　　也有人说，作为证监会主席，周小川的“运气”不太好。赶上股指冲高下行，市场趋冷。还有一个遗憾是，早在他任内，深交所已经开始筹备创业板，从2000年8月到12月忙活了5个月，却因种种原因未成行。创业板就此搁置近十年。

　　尽管如此，美国《商业周刊》在2001年却将他评为“决策者之星”，理由是“他使得中国的证券市场越来越像美国的华尔街而非赌城拉斯韦加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