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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纪长岭与沈浮一样，在此次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的评选中落选。年前的一次朋友聚会中，纪长岭与沈浮一见面便紧握着对方的手不放，颇有英雄相惜的悲壮感。
据沈浮和纪长岭各自得到的内部消息：在景德镇市的初选考试中，他们分别获得第二名和第四名。但到了省里，选出来的86人中，二人都没在其列。
相比沈浮，纪长岭心里要平衡一些，他好歹评上了一个“江西省技能大师”的称号，该评选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组织。沈浮没有参加，即使是像沈浮这样做了大半辈子陶艺的人，“之前也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个称号”。
在景德镇，碰见一个大师并不算稀奇，甚至有“一堵墙倒下来，砸到十个人，七个是大师”的说法。
仅仅是大师的种类，从省级大师到国家级大师，不同机构组织评选出来的琳琅满目的大师称号就有将近20种，包括江西省高级工艺美术师(下称“高工”)、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江西省技能大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艺大师、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等。
根据景德镇截至2012年初的官方统计，景德镇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23人(约占全国的1/3)，中国陶艺大师27人，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24人，省工艺美术大师74人，省高级工艺美术师1800多人，还有一大批深怀绝技的民间陶瓷艺人和陶瓷艺术工作者。
在名目繁多的大师中，最受认可的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其次是中国陶瓷工艺大师。1979年，王锡良成为第一个景德镇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则是从1995年开始第一次评选，由江西省工信委及省轻工行办等部门组织，迄今已经举行6届。2001年以后，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的评选人数呈几何倍数增长，由2001年的第三批19人猛增到2012年的第六批86人。
截至目前，根据景德镇艺术陶瓷业内人士的非官方统计，加上在其他省份评上的大师，如今的景德镇，省级以上大师就有300多个。
“太泛滥了！谁都可以成为大师。”当地一位藏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曾经的同事，一位专门负责买菜的采购员如今也成为了大师。
景德镇大师潮的兴起是在本世纪初。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计划经济模式与“大锅饭”机制的弊端，使得景德镇的陶瓷企业再也无法适应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大量订单被浙江、山东等省份拿走，发展举步维艰、濒临破产。本世纪初，国企改制风潮席卷瓷都，“十万陶瓷产业工人一夜之间全部下岗”。这些人后来在自家的后院开起了小作坊谋生计，前面是门店，后面是生产作坊，条件好一些的，则有自己的画室。
再后来，为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江西省政府开始大力推动大师评选，评选的大师一届比一届多，这些以小作坊谋生的陶瓷艺人相当部分成为了大师。
大师的称号赋予这些陶瓷技艺者一种职业肯定和荣耀，但真正令他们对大师的称号趋之若鹜的仍然是经济利益的驱动。
多年形成的以大师称号、职称为定价核心要素的畸形价格评定体系，使得“大师”称号成为作品价格的放大器。
“大多数情况下，大师的作品容易卖出高价钱来，不同级别的大师价格差异巨大。从省高工评上省级大师，价格马上翻一番，再从省级大师评到国家级大师，价格又再翻一番，一年一个价。”上述那位藏家说，当然，同一级别的大师作品也会良莠不齐。例如，同是国家级大师，有的人作品可能只卖10万，出类拔萃者之作品也许就高达数百万甚至上千万。
但无论如何，评上更高一级的职称，意味着更多的财富。这是市场的规则，虽然不规范的市场很可能会失灵，但更多的人仍然愿意跟随着市场的规则走。
千万买一个国家级大师？
2012年底，藏家熊晋生突然听说一位他熟悉的女大师又上了一个台阶，被评选为国家级大师了。他很诧异，“根本不相信，就她那样的水平也能评上国家级大师”？
基于对这位女大师社会人脉的信心，他收藏了不少她的东西。但他仍难以相信她能这么快就晋升到国家级大师的行列，“三年前她才刚评了省级大师。”
等到与她见面时，他惊觉：“她老得一塌糊涂，一个人一旦利欲熏心，根本睡不着觉。”
他说，评选这个事情确实让人身心疲惫。
第六届江西工艺美术大师评选，在景德镇选送到省里面的名单中，初选的前10名中，有7人没有进入最后的86人名单。
按照沈浮的说法，景德镇初选的时候有190多人报名，通过现场考试，最后选定了前65名报江西省参与评选。但最终出来的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很多连景德镇的初选都没通过的人，经其他地市报名到省里，最后反而评上了大师。
而评选的名额从最初宣布的要评56人，之后加到80人，再到最终名单的86人，也让沈浮觉得很不严肃。
“真正的不公是官员参与到评选中来。”一位要求匿名的落选者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在《第六届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评审细则》中，对于评委有这样一条规定，“评审专家组由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和聘请的专家组成，聘请的专家要求达到60%以上。”但事实上，此次评选领导小组组长为江西省的一位副省长，省工信委领导为小组常务副主任，其他成员包括省文化厅、省国资委等部门领导共11人。
“官员怎么能做评委呢？评委一定要找懂行的行家来当，最好异地的，他们对参评者不熟悉，这样才能保证公正。但现在基本上是本地人做评委，这些人大多存在世袭或裙带关系，最后评比的名额也就是大家瓜分一下，很难保证公平和公正。”熊晋生认为，官员的参与最终让评选本身沦为了捞取个人或部门利益的工具。
在景德镇，圈里流传着这样的说法：“百万买一个省级大师，千万买一个国家级大师”。
熊晋生抱怨，“现在就像市场招投标一样，你只要达到一定的标底，大师的帽子就能戴上了。这样一来，一些不会画瓷器的，也能评上大师。很多真正有本事的却不一定会去参评。”
但为了争抢几年一届的大师名额，仍有人不惜倾家荡产、卖房卖车，甚至借高利贷。“也有花了1000多万没评上，一夜白头的。”一位不愿具名的圈内人说。
残酷的竞争现实催生了中介人生意。中介人一般会告诉参评人，他认识某某领导，有什么样过硬的关系，可以去疏通。
就在沈浮得知自己没有被评上之后，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在电话里告知沈浮，给他50万，他可以帮忙找关系。
“他说认识评审小组一个领导的侄子，可以帮忙操作。”但没想到，到凌晨1点(那位领导)家里还坐满了人，都是没有评上的。”
不少落选者通过不同的渠道对评选结果表示抗议，最终才有了1月14日这份来自江西省工信委的通知。
“90%都是代笔”
“许多大师要拼命应酬拉关系，不然，谁来买他的作品？听说哪里来了一个客户，哪里来了一个老板，哪里来了一个领导，那得赶紧过去接触。如果他那里正好来了买家，那他就得想尽办法把人留住。这样哪里还有时间画画？”熊晋生的讲述很是激动。
于是，代笔这一职业产生了。
不仅是熊晋生，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藏家和玩家们都说，“现在景德镇稍微有点名气的，90%以上都有‘枪手’，从国家级大师到省级大师甚至高工，绝大多数都有代笔。”
熊晋生说，工笔画对眼睛要求很高，年龄大的那些大师根本就没法画了。“至于那些本来就没有真才实学、职称完全靠买来的，那更需要代笔了。”熊晋生举例那位刚刚评上国家级大师的女大师，陶瓷圈的人提起她都直摇头，“她是做雕刻的，根本不会画画”。
90%是业内的一个普遍估算。根据熊晋生的总结，那些不会画的大师、画不动的大师、没时间画的大师、着急挣钱还债的大师，都是“枪手”在代笔。
替大师代笔的大部分都是自己的弟子，操作过程很简单，一张瓷画的大多数由弟子完成，师傅只要点两笔再署上自己的名字即可。
而代笔的弟子除了跟着大师学习调色等，每个月能拿到2万~3万元不等，出师后还能挂上某某大师弟子的名号，对他们而言也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就在记者采访某位大师时，这位大师的画作还被一个内行玩家当场指出是代笔之作。场面颇为尴尬。
但这也只有真正内行的人才能分辨出来，大多数人仍然无法辨别。“若干年后，当市场归于理性，很多玩家会猛然发现，自己手里一堆赝品。”(应采访者要求，文中部分名字为化名)
景德镇：艺术瓷都的困惑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郭芳 实习生 简文超 | 江西报道
年前，谢忠良刚刚过完六十大寿。他原计划摆宴20桌，结果来了40多桌。客人大多来自北京、上海、浙江、广东，还有许多江西省内的其他城市，非富即贵。
谢忠良是景德镇当地最资深且著名的陶瓷收藏家，在景德镇陶瓷收藏圈中，享有较好的口碑。陶瓷收藏最热的那段时间，他一天要接待近20拨顾客，“人多的时候，排着队付钱”。
但他现在还是决定尽快卖掉自己手里收藏的一部分瓷器，他对景德镇艺术陶瓷未来的市场前景并不看好，“太滥了，再这样下去没法玩”。
异化的市场
景德镇的另一位藏家范君却很是乐观。在他看来，这个市场仅仅是一个起点，还远未达到顶峰。
景东陶瓷集团董事长张晓东也认为，与其他艺术品相比，艺术陶瓷还不是最高点，仍有发展空间。
1996年，原来是景德镇一家国营瓷厂的工人的范君，在企业改制后被迫开始了自己的瓷器买卖。“最开始跑广东，那时候的市场还没有现在这么好，买张松茂(1988年第二批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一只300件(‘件’是景德镇陶瓷大小规格单位，瓶子分150、200、300件不等)的瓶子也就几百块钱。”
2000年，景德镇的艺术品陶瓷市场开始有了火热的苗头。缓慢增长了8年之后，2008年，景德镇现代陶瓷艺术品市场终于迎来了一个大爆发。
2009年，张松茂的一块《国色天香》粉彩瓷板拍出67.2万的高价。仅仅两年后，2011年12月18日，在北京昆仑饭店举行的北京万隆2011秋拍名家绘瓷专场上，张松茂绘制的另外一块《国色天香》巨幅瓷板，以1165万元成交，这也刷新了张松茂作品的拍卖纪录。
范君的生意也越来越好，早期收藏的张松茂的作品，价格连翻了几番。2010年，他用几块张松茂的瓷板，换了一套别墅和一辆奔驰，现在看来，他还觉得自己亏了，“我的瓷器是每年都在涨，涨得比房价还快”。
范君建议，现在如果经济实力雄厚，可以买点好东西，赌一赌时间，隔两三年就要翻一番。
例如，投资一个青年画师的瓷器，起步阶段可能是8000元，过了5年以后，肯定会涨，但到底是变1万还是2万元，那就要看他的本事了。他的努力，将增加你的财富。
但其实，相当一部分有潜力的画师会被投资人“承包”起来，之后炒作成大师，投资人因此会更快地获取更多的回报。许多藏家善用此道。
“其实，景德镇的艺术陶瓷，这么多年就是这么炒作出来的。一家公司签约几个画家，包下他们所有的作品，再把影响力炒作起来。”昌南官窑的陈新远说，炒作的推手不仅有景德镇本地的藏家，也有沿海发达地区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商人。
范君说，要捧一个人很容易，要毁一个人也很简单，将你手中拥有的大量的他的作品放到网上去，再定一个很低的价格。
然而，“景德镇的陶瓷只有在景德镇才有市场，离开了景德镇便不值钱。”这是许多景德镇艺术陶瓷圈内人的总结。
当地流传的一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2012年上半年，赣州的一个老板，因生意周转急需用钱，想在赣州出手一块著名大师的瓷板，他买的时候350万，结果降到150万，赣州当地也无人肯接。无奈之下，运到景德镇来卖，结果卖了600多万。
于是，许多景德镇人到外地低价买入当初卖出的瓷器，然后再回到景德镇高价卖出。
式微的艺术
“像现在这种玩法，早晚有一天得完蛋，我就担心景德镇的瓷器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谢忠良很无奈。
谢忠良玩艺术陶瓷的商业模式已相对更成熟，上世纪80年代末期就开始从事艺术陶瓷生意的谢忠良有自己藏馆、经纪公司及生产作坊。他以年薪或月薪制签下了一批画师，合同期内，作品归谢忠良所有，但对画师的创作数量不做要求，以保证质量。最顶峰时，他公司里有30多位画师。
“市场已经太浮躁了。”谢忠良感慨，好东西太少。再继续这样下去，景德镇的艺术陶瓷将沦为一般的工艺品，再无收藏价值。
在孔发龙看来，“真正好的原创，需要时间去思考和酝酿，现在很少人愿意花心思在作品上，大多是‘应酬之作’。”
大师对画作的原创性也不重视，很多大师都靠临摹那些卖得好的作品。张松茂的《国色天香》是被临摹最多的一幅作品，几乎每一位大师都画过《国色天香》。
而且，很明显地，景德镇的瓷器在工艺上越来越简化。“通常哪种材质成功率高就用哪种材质，而成功率高的材质烧出来的东西肯定就一般。”但陈新远认为，历史上，景德镇的瓷器之所以最负盛名恰恰是它的72道工序。“但现在都只是买来白胎在上面画画，瓷器本身的好坏根本不看重。瓷器本身的质量好坏在很大程度上也左右着作品的价格。不同的瓷土，不同的烧制工艺，质量、成本相差极大。”
谢忠良认为，工艺的简化让景德镇的瓷器丢掉了传统，也削弱了它的艺术价值。
“画画也简化，什么快画什么，大师们感觉画复杂的作品时间都浪费掉了，赚钱的时间都没有了。”玩家孟庆庆向《中国经济周刊》感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景德镇艺术家创作最好的时期，大师们经过艰苦的人生磨砺创作出来最好的作品。“那个时候的人是为了艺术而艺术，现在是为了人民币而人民币。”
张晓东出生于陶瓷世家，父亲张松茂、母亲徐亚凤均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他本身也是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但他现在主要转到艺术陶瓷的经营上来，担任他父母经纪人的角色。“转经营以后画画就没灵感了，因为你一天到晚想着钱，画什么看起来都像是人民币的样子。干脆不画，专门干企业去。”
“这个行业的专业分工仍然很不够。” 张晓东认为，景德镇的艺术陶瓷运作到今天这么烂的地步，一个很重要原因是缺乏成熟的经纪人运作机制。大量的创作之外的事情由经纪人来解决，画家应该集中精力在创作上。但目前，景德镇多数的画家还是家庭小作坊的运作模式，又搞创作又搞经营。结果创作搞不好，经营也搞不好。
鉴于对景德镇艺术陶瓷市场的悲观预测，谢忠良已经开始着手出让自己手里的瓷器，转而收藏砚台。就在两年前，他开始用出售艺术陶瓷的钱收藏砚台。
陈新远早期从事房地产挖到了第一桶金。2004年，陈新远从浙江老家来到景德镇，致力于打造一个属于景德镇的高端礼品瓷品牌。
陈新远试图走加盟经销商模式，先拿订单，再组织合适的艺人团队制作。春节前，两三千块钱一套的商务礼品订制供不应求。他笃定，这是他未来的主打市场。
不过，他跟谢忠良的判断基本一致：目前的景德镇艺术陶瓷市场已经开始走下坡路。
“在特殊的时期，大师的名号就是一个标杆，大师署名的作品就能卖得很好，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艺术陶瓷的发展，但市场终归会逐渐恢复理性，那时候，大师又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两年，大师的号召力明显下降。大师越评越多，也就越来越不值钱。”他认为，再过个5到10年，品牌才是真正的大师。而这正是他的机会。
（原标题：瓷器的官场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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