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农民工高龄困境：养老问题5年内集中爆发【3】

　　原标题[第一代农民工面临高龄困境： 养老问题将在5年内集中爆发]

　　一群人的

　　“退休”养老隐忧

　　早报记者采访的19名50岁以上农民工中，有18人称因“经济压力大”才选择外出打工的，他们或没职工养老保险，或无儿女，或子女日子过得紧巴。

　　为何60岁左右了还要像小年轻一样外出打工？

　　“不打工，哪来的钱供儿子读大学？”为了供20岁的儿子读大学，63岁的向可平依旧在工地挥洒着血汗。向可平早年丧父，家庭生活贫困，1980年代，50元的提亲费都拿不出来，直到37岁才结婚，婚后育有一对儿女。如今，23岁的女儿已成家，20岁的儿子在湖南株洲读大学。

　　2010年，向可平就已步入60岁老人行列，每月领取80元养老金。然而，20多年的打工积蓄仍不足以供儿子读完大学，于是“咬咬牙，继续外出打工”。

　　2012年以前，向可平一直在广东湛江的建筑工地。不过，为了每天多赚30元，2012年2月，他毅然从温暖的广东跑到了东北辽宁，他说“辽宁3月还飞雪，冬天风吹刺骨，刷牙都冻口”。就这样，他用130元/天的苦力钱，赚来了儿子2万元的学费和生活费，还掏8800元为儿子买了电脑。

　　每当提起儿子，向可平褶皱的面颊就会挂满笑容。他说现在搅拌混凝土的工作还能“撑得住”，等2016年儿子大学本科毕业了，就可以不出去打工了。不过，那时他已66岁了。

　　团凤村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该村人均年收入达7200元，外工经济所占比例高达80%。早报记者采访的19名50岁以上农民工中，有18人称因“经济压力大”才选择外出打工的，他们或没职工养老保险，或无儿女，或子女日子过得紧巴。

　　谢国万膝下无儿女，“趁着还能干得动，就多攒点积蓄养老”；李家定说儿子只是保安，女儿闹离婚，“根本指望不上他们”；而50岁的李先福在惆怅，女儿17岁儿子才11岁，“日后需要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64岁的陈龙源说，儿女们现在日子都过得紧巴，“我能多干一点是一点”……

　　但也有一部分是“闲不住的”。

　　61岁的陈立春育有两子一女，3个儿女都在做皮鞋生意，早已成家置业且生意兴隆，但陈立春却一直坚持在建筑工地卖苦力。他告诉早报记者，呆在家里没事做，闲不住。除了打工，他还和老伴在家里养了一头猪、4只鸡、5只鸭、6只兔子和5只羊。

　　早报记者调查发现，19名50岁以上农民工中，只有陈龙源一人单位曾给其缴纳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2013年7月后每月可领700多元的养老金，其余18人除了80元/月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外，只能依靠子女赡养。

　　一代人的

　　“养老保险”期望

　　陈龙源所在的公司自2000年起就给他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今年7月可享受700多元/月的养老金。而据多位50岁以上农民介绍，团凤村同龄的村民基本都是打零工等，未能享受到陈龙源的待遇。

　　在团凤村，50岁以上的农民工似乎都喜欢笑，但笑容的背后更多的却是凄凉。

　　谢国万与人打招呼时，总是迎着笑脸，问“吃饭了没有”。但与他长聊下去，更多的却是感叹。他后悔第一个老婆跑掉后没有立即再婚，结果耽误了生儿育女的大事，现在只能与比他年长5岁的老伴相依为命。

　　2月19日，向可平笑着把早报记者迎进了屋。这是一幢建于1996年的二层砖房，但至今都是“清水房”。采访中，他一直唠叨着人生的两大遗憾：未能赚足钱装修房子；儿子2016年毕业后找工作、结婚的事情都帮不上忙了。

　　李家定以前是村里的计生干部，2002年“退休”。不过，2009年他在过完62岁大寿后，便南下深圳打工。一般是年轻时外出打工，年老了回村养老，而他却恰恰相反，年轻时在家，62岁了才挤火车外出打工。他现在遗憾未能把儿女们培养得有“一技之长”，没法安心在家养老。

　　60岁的李井兴今年春节回来7天就吵着要去深圳打工。2012年他在深圳一建筑工地，2500元/月。儿子李运销每月能赚3000元/月，但要抚养3个孩子“生活有些困难”。为此，李井兴4年前（56岁）开始出去打工。

　　57岁的赖纯丙，因患了虫牙，2012年底牙齿掉得只剩下5颗。今年春节期间，他花了2000元补上了20颗。村民说，如今“他喜欢大声说话和开口大笑，这样可以露出两排小白牙”。

　　赖纯丙有时看起来像是一个老小孩，穿着小青年酷爱的白色休闲型运动鞋，却穿着板正的西裤，上身套着一件棉袄。赖纯丙头发乌黑还上翘，看似在理发店染过，但他坚称是“自然黑”。

　　有村民说赖纯丙“人老，心不老”，自10多年前爱人过世后，他就一直想再找个老伴。但他始终没有如愿，他告诉早报记者：挣不了几个钱，别人看不上。

　　而提起李先林和陈龙源，谢国万等人脸上都写满了羡慕。

　　陈龙源虽然64岁了还在为生计打工，但他今年7月后就可在家享受700多元/月的养老金了。而55岁的李先林，则教育出来了能赚钱的儿女，今年正式宣布“退休”，住在儿子家看孩子。

　　陈龙源告诉早报记者，他10多年来一直在一家中外合资公司打工，月薪虽然不高（最高时2100元/月），但公司自2000年开始给他缴纳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而据谢国万等人所述，同龄的村民基本都是打零工，或跟着小包工头做事，未能享受到缴纳职工养老保险的待遇。

　　自2010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已连续3年发布了我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09-2011年），其中一项数据引人注目：50岁以上的农民工所占比已由2009年的4.2%，飙升到了2011年的14.3%，暴涨了近3倍。然而，2011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仅为4140万人，占比只有16%。

　　谢国祥告诉早报记者，农民工丧失劳动力返回家乡后，80元/月的新农保并不能维持日常生活，绝大部分还得靠子女赡养度日。

　　近年来，已有多名学者撰文指出：在第一代农民工中，传统养老模式仍占主导，“养儿防老”的观念和“以儿养老”的现象仍较为常见。

　　据开县劳务办主任袁万祥介绍，数据显示农民工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只有16%，而平均退保率达到40%。主要原因是：农民工缺乏对养老保险制度的信任、养老保险缴费基数过高、养老保险跨地区转移接续困难、累计缴费15年门槛难以逾越、地方政府不愿增加支出、企业不愿意为农民工缴费等。开县今年或将就此展开监测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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