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流水线上的青春：一个床位一个月换三人【5】

　　打工始于16岁

　　来富士康打工，什么人都有，却“都是些没出路的人”。张顺地觉得，但凡还有点别的办法，就不会来富士康“遭罪”了。

　　28岁的李国春是在去年10月30日的深夜到达太原的。这位原煤矿工人下火车后有些“狼狈”，他口袋里只剩了8块钱。

　　他本来打算到太原后，即刻奔赴富士康报名的，“当天进厂花不了多少钱”。

　　深夜已经没有了公交，而8块钱既不够打车，更不用提住宿了。他钻进路边的网吧，找张椅子眯了一晚。第二天，他花1块5上了一个小时的网，给远在四川打工的女朋友留言，“打200块钱过来”。

　　之后，李国春挤公交赶在8点之前到了太原富士康的北一门。这时，28岁的张顺地、20岁的范振鸣等人也提着窝了被褥的编织袋，等待进厂。

　　他们之前素昧平生，但却已在打工或者漂泊中走过了很长的一段岁月。

　　李国春此前一直在煤矿下井；张顺地在一个小铸造厂待了10年；范振鸣则一直辗转在汽修店和餐馆，“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想干什么”。

　　与他们同行的，有做了几年小买卖赔本欠下债务的前老板，有在北京摆了十数载大排档无以为继后的返乡青年，还有原来跟着团伙摸黑从工地顺钢筋的“问题少年”……

　　什么人都有，却“都是些没出路的人”。张顺地觉得，但凡还有点别的办法，就不会来富士康“遭罪”了。

　　在16岁时，也就是2000年前后，张顺地走出了吕梁山区。嗜赌的父亲败光了家里曾一度拥有的宽裕生活，而家中本已贫瘠的土地，也因为政府征用越来越少。打工是生活的唯一出路。

　　范振鸣也在大山里度过了自己的中小学时代。辟于山上的地产不了多少粮食。

　　近些年来，跑到外面世界去打工渐成了村里青壮年间的风气。留守村子的只剩下老人和儿童。

　　村子以外三四十里是另一幅光景。范振鸣说，那边有些村子的地下发现了埋藏较浅的煤矿。煤矿公司给这些村子里的村民每人四五十万的补偿款。范振鸣常常幻想着，自己能被那样的“幸运馅饼”砸中。

　　2008年时，范振鸣离开村子外出打工。第一站是县城里的小汽修店。

　　比起他们，戴着眼镜的李国春多读了3年高中。高考时，他的成绩离第一志愿山西大学的录取线差了七八十分。他想再复读一年，可母亲跟他说，托人在煤矿找了份差事，你下井去吧。

　　走南闯北的岁月

　　那年的中秋节，他和同事蹲在汽修店煮米饭。煮着煮着，米饭煳了。掀锅看着黑乎乎的米饭，16岁的他眼泪刷地流了下来。

　　李国春在煤矿里一待就是五六年。他每天坐1个多小时的小火车下到地下几百米处，扛几百斤的机器在巷道里行进。一个月下来，他能拿到五六千，甚至更多的工资。

　　李国春觉得这份工作还算不错。但不幸的是，2011年他走着路，被一辆车撞成骨折。车主赔了他9万块钱。

　　伤愈后，他没法干重活，只好在煤矿办了个停薪留职。那9万块钱被他存到存折里，一分钱没动。对丧失了部分劳动能力的他来说，这9万块就是下半辈子的指望。

　　2008年奥运会前后，16岁的范振鸣到了县城一个汽修店做学徒。身高1米62的他每天抡着大锤，一锤一锤地把被撞坏的汽车保险杠或者车壳砸平整。

　　活儿很累。瘦小的少年常常感到胳膊麻木。赶上旺季，他还得加班抡锤到很晚。

　　两个月下来，老板扔给他90块钱。那年的中秋节，他和同村一起出来的“同事”，蹲在汽修店煮米饭。煮着煮着，米饭煳了。掀锅看着黑乎乎的米饭，16岁的他眼泪刷地流了下来。

　　“突然就想家了。”范振鸣第一次觉得“还是家里好”。

　　新京报记者 尹聪 申志民 太原、廊坊报道

　　本版摄影 新京报记者 申志民

　　那位曾经走南闯北的前老板，到富士康只带了一条暗黑色的裤子。几周后，他开口问上铺的室友，能不能先借一条裤穿。他想换洗下，但舍不得花钱再去买条裤。

　　范振鸣后来又跑到煤矿学着铺设电线。老板给他的学徒工资是三千，并承诺出师后涨到六七千。收入可观了。但是，没到矿井几天，他看到一块落下的煤块贴着前面两个工人耳边擦了过去。

　　他害怕极了，于是选择了离开。

　　范振鸣又到了一家餐馆后厨煲汤，月薪1500元。餐馆的经历同样不算愉快。

　　在像现在的范振鸣一样20岁的时候，张顺地已在一家铸造厂找到了自己的第三份工作。在这之前的16岁，他曾在工地上扛水泥。扛着100斤的水泥上一层楼赚5毛钱，“出大力的活”。

　　扛了3个月水泥后，他去了一家石膏厂。那段日子给他留下记忆最深的片段是：初冬，他跟工友去火车站接货。货物迟迟没来，夜里气温跌到了零下，他们围着一个小火堆，躺在马路上睡了一夜。

　　铸造厂给的工资比前两份工作都高得多，一个月四五千元。这钱并不好挣。他和一个工友合作，拖一辆装有半吨铁水的小车。他弯着腰拖了近十年，落下个腰椎间盘突出。

　　2009年时，当时还在铸造厂上班的张顺地，萌生了做生意的想法。看到村里一下添了五六辆运煤的半挂车后，他与朋友合伙也买了一辆。他为此掏出了打工以来攒的积蓄，又贷了点款，累计投入了10万多元。

　　运营了不到一年，短途运输不景气起来运费从高点时每吨130多元，跌到了每吨70多。扣除油费、过路费、司机工资等各项成本后，运输一趟只能赚五六百块钱。

　　这点钱还不能稳稳地落入车主张顺地的口袋。半挂曾经蹿到路边的沟里坏过一次，张顺地四处借了3万多块钱修车。不久后车再次大修，他又扔进去1万多块钱。

　　跑车路上，频频被“碰瓷”让张顺地烦恼。有一次夜里，一辆QQ把他的半挂逼停，5个“彪形大汉”打着手电找到一块指甲盖大小的划痕说，半挂溅起的石子把QQ车划了。

　　他担心藏在坐垫下的一万五千块钱被这伙人发现，于是“痛快”地拿出500元，说“兄弟们拿这点钱去买几盒烟吧”。

　　再后来的一天，司机打电话给张顺地，惊慌失措地告诉他，半挂撞了辆载着七八个人的面包车。张顺地吓得够呛，当时就想“如果出了人命赶紧跑路”。还好只有一个人受伤，他举债三四万赔偿了伤者。

　　一个跑车的朋友遭遇车祸之死，让张顺地产生了卖车的念头。卖车后，跟合伙人一算账，他分到了2万多块钱。这意味着，2年的跑车之旅耗尽了他打工以来大部分的积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