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悬产——最大跨国财产纠纷案始末（下）【4】

　　水落石出

　　1984年4月的一天，平日里不修边幅的赵宗阳穿上了一身挺括的藏青色西装，在北京国际机场的候机大厅里，等待着将和他同去东京的傅志人。

　　这是赵宗阳平生第一次坐飞机，他贴身的书包里，放着一张他和母亲的合影。

　　“早在这次开庭之前，我就已经到过东京，我带着我搜集到的大部分证据，给东京的律师和法官们看过，他们都觉得胜算很大。”傅志人回忆道。

　　3个小时以后飞机到达东京，赵宗阳发现，这早已不是他童年记忆中熟悉的那个东京了。

　　作为中方律师，傅志人不能进入法庭，但是他向法庭提交的一系列重要证据，让再次接手此案的山田忠志非常惊愕。

　　从赵宗阳的出生证明，到他在东京医院治病的病例……这些重要的文书就像从地里冒出来的一样，山田忠志记得，几年前赵碧琰站在法庭上的时候，手里还一份证据都没有。

　　6月1日，赵碧琰身份确认案最后一次开庭，在庭上，出现了非常戏剧化的一幕。

　　山田忠志问赵宗阳：“你通知的人证都来齐了么？”

　　赵宗阳说：“今天能到庭的有11人。”

　　紧接着，11个赵宗阳的老同学，呼啦一下子从门外涌进来，他们和赵宗阳一见面，就大呼小叫起来：“赵桑，不是他还有谁呢！”“还是那个瘦巴巴的受气包的样子！”

　　“有的证人用手拨开我父亲头顶稀疏的头发，指着一道疤痕说，这不是那次轰炸后碎玻璃留给他的纪念吗？”赵昭明事后多次听父亲讲述当时那种激动的场面。

　　“证人中，还有一个是我父亲小时候比较要好的一个女同学，在法庭上，有人在桌子上画了当时日本孩子起哄时的图案——一笔画的伞，开玩笑地让赵宗阳把伞下的两个名字填上。”赵昭明说。

　　这群久别重逢的老同学，完全忘记了此时是在东京的法庭上。山田忠志不得不敲了几下法槌，十几个近六旬的老人才稍微安静了下来。

　　山田忠志问，你们能证明这个人就是赵宗阳吗？

　　众人异口同声地说，还用证明？

　　几个小时以后，山田忠志随着众人找到了位于世田谷区，早已面目全非的赤羽小学。

　　说明来意后，校长从学校档案中毫不费力地找出了赵宗阳等人1938年的“卒业证明书”。

　　他们甚至找到了上学时在学校后山埋葬的一只小猫的坟墓。在那里，山田忠志看到了一个刻着“猫塚”字样的小石牌。

　　最后一次庭审闭庭的锤声敲响后，山田忠志邀请傅志人上庭和大家见面。所有的人都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看着傅志人，无人不知，日本法庭是从来不允许外国律师到场的。

　　这是山田忠志对傅志人的一种无言的肯定。

　　法庭并未当庭宣布判决结果。在日本停留一段时间之后，傅志人和赵宗阳决定回国等待消息。

　　“我当时心里已经比较有把握了。”傅志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