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落石出
1984年4月的一天,平日里不修边幅的赵宗阳穿上了一身挺括的藏青色西装,在北京国际机场的候机大厅里,等待着将和他同去东京的傅志人。
这是赵宗阳平生第一次坐飞机,他贴身的书包里,放着一张他和母亲的合影。
“早在这次开庭之前,我就已经到过东京,我带着我搜集到的大部分证据,给东京的律师和法官们看过,他们都觉得胜算很大。”傅志人回忆道。
3个小时以后飞机到达东京,赵宗阳发现,这早已不是他童年记忆中熟悉的那个东京了。
作为中方律师,傅志人不能进入法庭,但是他向法庭提交的一系列重要证据,让再次接手此案的山田忠志非常惊愕。
从赵宗阳的出生证明,到他在东京医院治病的病例……这些重要的文书就像从地里冒出来的一样,山田忠志记得,几年前赵碧琰站在法庭上的时候,手里还一份证据都没有。
6月1日,赵碧琰身份确认案最后一次开庭,在庭上,出现了非常戏剧化的一幕。
山田忠志问赵宗阳:“你通知的人证都来齐了么?”
赵宗阳说:“今天能到庭的有11人。”
紧接着,11个赵宗阳的老同学,呼啦一下子从门外涌进来,他们和赵宗阳一见面,就大呼小叫起来:“赵桑,不是他还有谁呢!”“还是那个瘦巴巴的受气包的样子!”
“有的证人用手拨开我父亲头顶稀疏的头发,指着一道疤痕说,这不是那次轰炸后碎玻璃留给他的纪念吗?”赵昭明事后多次听父亲讲述当时那种激动的场面。
“证人中,还有一个是我父亲小时候比较要好的一个女同学,在法庭上,有人在桌子上画了当时日本孩子起哄时的图案——一笔画的伞,开玩笑地让赵宗阳把伞下的两个名字填上。”赵昭明说。
这群久别重逢的老同学,完全忘记了此时是在东京的法庭上。山田忠志不得不敲了几下法槌,十几个近六旬的老人才稍微安静了下来。
山田忠志问,你们能证明这个人就是赵宗阳吗?
众人异口同声地说,还用证明?
几个小时以后,山田忠志随着众人找到了位于世田谷区,早已面目全非的赤羽小学。
说明来意后,校长从学校档案中毫不费力地找出了赵宗阳等人1938年的“卒业证明书”。
他们甚至找到了上学时在学校后山埋葬的一只小猫的坟墓。在那里,山田忠志看到了一个刻着“猫塚”字样的小石牌。
最后一次庭审闭庭的锤声敲响后,山田忠志邀请傅志人上庭和大家见面。所有的人都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看着傅志人,无人不知,日本法庭是从来不允许外国律师到场的。
这是山田忠志对傅志人的一种无言的肯定。
法庭并未当庭宣布判决结果。在日本停留一段时间之后,傅志人和赵宗阳决定回国等待消息。
“我当时心里已经比较有把握了。”傅志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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