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青年现状：为娶媳妇急于摆脱农民身份【2】

　　因生产基地覆盖百余村庄，唐昊得以观察到，越来越多的村庄没有生机和活力，亲情逐渐冷漠。“一些外出打工的年轻人过年回乡赌博，挣了一年的钱往往几个晚上输光，宁愿这样，也不肯对父母尽尽孝道。”

　　将这一现象视作“大问题”的段丽丽负责成都一家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这名年轻的分子生物学博士切身体会到，农村青年大量流失的恶果之一，便是新的观念和技术难以转化。

　　“我们曾向农户推广一种技术成熟的蔬菜种苗，最初，很多农户都在观望，后来通过几位带头人的示范效应才最终接受，说服过程用了整整一年。”段丽丽回忆。

　　刘喜书深表认同：“60岁以上的老人种地，思想相对保守，大多停留在有什么吃什么的阶段，而非想吃什么有什么，长此以往，农村经济怎么发展？农民生活怎么提高？”

　　在曾担任过大学生村官的李光眼中，留守儿童教育、村庄社会治安、老年人养老等问题随着农村青年流失而愈发严重。

　　4年的村官生涯使李光不止一次观察到留守儿童教育的缺失：“这些远离父母的孩子们，成长中长期享受不到来自父母的呵护和关爱，此外，他们的家庭教育大多由老人完成，远远落后于现代教育理念。”

　　“在我的家乡，曾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因感情受挫投井自尽，当时在村里找不到年轻人及时施救，一个多小时后，女孩不幸死亡。这虽是个案，却足以说明农村的救济功能同样在严重弱化。”李光痛心地说。

　　创业不易，门槛颇多

　　对农村青年而言，在家门口就业不易，创业同样艰难。极少有人的创业历程会一帆风顺，这在各种资源匮乏、信息相对闭塞的农村尤甚。

　　湖北农村青年程祝新的创业经历恰好印证了这一点。

　　如今，刚过而立之年的程祝新聊起蔬菜种植、农业技术创新、营销模式等话题时侃侃而谈，充满自信。

　　4年前，他和4个同龄人一同回乡创业，成立通山县九宫园蔬菜专业合作社，如今已有社员126名，蔬菜种植面积1000亩，年产值突破300万元。4年间，他有眼睁睁看着肥沃耕地变成一片汪洋的无奈和辛酸，有夜半送货翻车的惊魂一刻，也有创业团队濒临散伙的绝望。

　　2010年，怀揣满腔热情回乡创业的程祝新只顾埋头干活，并没有意识到农业所蕴藏的诸多风险近在眼前。

　　起初，他和创业伙伴们贷款80多万元进行蔬菜种植，因对当地气候了解不够深入，加之没有对排水渠、机耕道路等基础设施予以足够投入，2010年年底时，亏了40多万元。不甘心的程祝新和伙伴们又重新注资40万元。

　　“刚开始创业，我们确实不知道去哪里找资源，只知道国家对大学生创业以及农业项目都有补贴，但我们不知道如何申请。国家的扶持在创业初期作用真的很大，可以降低我们的创业风险，第一年亏损这么多，团队里当时就有人想打退堂鼓。”程祝新回忆。

　　和他一样遭遇创业挫折的身边同龄人不在少数。“家在农村的年轻人回乡后总不甘心做传统农业，而是想养点什么、种点什么，搞特色农业，但因为缺乏指导，往往遭遇投资失败。”程祝新举例，同乡一个女孩之前在浙江打工，回家后养起了火鸡，短短一年亏了几十万元。

　　2003年，吉林省九台市农村青年李微微回乡创业时遇到了类似问题：“说是创业，其实还是继承家里的祖业，包田种稻，当兵之前，我连九台市都没出去过，对未来创业方向没有清晰目标，思想上还是小作坊式的状态。”

　　专注于农业生产过程服务的吉林省颂禾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姜军如今已是吉林当地的名人，合作社有11万名社员。然而2009年合作社起步一年时，就遭遇了发展瓶颈。

　　“经过一年，合作社已初具规模，但我们毕竟是从一个县级市起步，客观上制约了很多想法和理念的实现。”姜军说。

　　作为从位于中缅边境的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一个小山村走出的大学生，濮玉滔在云南省农业大学畜牧兽医专业度过4年大学生涯后，决定发挥专业特长，返乡自主创业，创建自己的生猪标准化养殖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