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基金投資應有部分實業投資
空賬持續擴大,必然造成未來養老金的支付壓力﹔另一方面,一旦將賬戶做實,賬面上的錢可能面臨貶值的尷尬。
新京報:怎樣提高養老金的收益率呢?
鄭秉文:我歷來主張,社會保險基金投資多元化。存款應當有一部分,債券投資應當有一部分,實業投資領域也應當有一部分。
而從實業投資的角度來看,基礎設施投資尤其是一些涉及國計民生的、收益性比較好的大項目,可以考慮拿出一部分來單獨進行投資。此外,投資體制改革還應當國際化,可以考慮走出國門,以分散風險。
新京報:即便是做投資,收益率似乎也很難達到像GDP這樣的高增長。
鄭秉文:對。所以說到底,在目前的經濟增長速度下,積累是劃不來的。做實個人賬戶,將會是低效的。
維持空賬還是把個人賬戶做實,這在學界至今仍存爭議。一方面,隨著中國步入老齡化社會,空賬持續擴大,必然造成未來養老金的支付壓力﹔另一方面,一旦將賬戶做實,賬面上的錢可能面臨貶值的尷尬。相對於現收現付制,統賬結合制下的投資,解決不了巨大的福利損失問題。
新京報:要不要做實個人賬戶,看起來是一個兩難情形,你的建議是什麼?
鄭秉文:在我看來,對於中國而言,最適合的養老保險體制是實行記賬式名義個人賬戶制(NDC)。
所謂記賬式個人賬戶制,就是參保人繳納一定百分比的個人收入,由國家為其記入個人賬戶﹔但資金隨即可用於支付當代養老金,個人賬戶並無真實資金存在,僅有繳費記錄。
同時,職工個人繳費和單位繳費也統統進入個人賬戶,形成“完全積累”,個人領取養老金的標准僅與個人繳費額度、年限等相關。繳費額度高、年限長,未來領取養老金待遇就高,自然會對高繳費、晚退休產生激勵。
當參保人退休時,再根據一套精算程序,將賬戶中所有的賬面積累換算成真實的退休金,發放給每一名對應的退休者。
一旦實行這個制度,養老保險待遇將會完全成為每個參保人的個性決策事務,參保人與國家對立的現狀自然化解。
提高統籌層次,“富余”省份可補貼“收不抵支”省份
統籌層次太低是導致目前幾乎所有制度困境的根源,所以提高統籌層次應該是一個努力方向。
新京報:2011年有14個省份的統籌基金收不抵支,這會有什麼影響?
鄭秉文:是的,2011年是14個省份收不抵支,2010年是15個。
統籌層次太低是導致目前幾乎所有制度困境的根源,所以提高統籌層次應該是一個努力方向,這樣可以減少資金浪費。
現在宏觀資金浪費的現象比較嚴重。全國各地一半省份資金有積累,另一半省份不夠,中央和地方財政都得轉移支付。這樣一來,財政介入這個制度,但卻有一部分資金沉澱,而且越來越大,這就形成了浪費。
如果提高統籌層次,資金使用效率不就提高了嗎?資金有盈余的省份,就可以把錢補貼給收不抵支的省份。
新京報:這樣經濟發達地區人們的養老金水平會不會被拉低?
鄭秉文:不會。社會保障制度全國是一個統一的公式,地方無權去更改和調整。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不同地區之間的社會保障制度、格式、政策都是一致的。
改革可以先進行案頭設計,花上幾年時間
往往制定了一些制度,然后派生出好多問題,然后又打補丁,打每一個補丁又派生出好多問題。
新京報:在養老金之外,我們還希望建立什麼樣的制度呢?
鄭秉文:第二支柱,就是“職業年金”制度。
我們1991年建立企業補充養老保險,但是發展得很不好,國家不重視。
今后公務員、事業單位也都得建立。加入到這個基本養老保險改革裡面,替代率不就上來了嗎?你不能把他的養老金降了一半,降了一半兒他不願意改革了,改革進行不下去。
新京報:是不是要先建立職業年金制度,再做公務員養老金的改革?
鄭秉文:不是。所有的這些改革,應該是一個配套的改革,同時進行,國家應該想到這是一攬子改革。就是說先進行案頭設計,花上幾年的時間,然后從某個早上開始實施運行,不要今天弄了這個,明天再弄那個,不要沒完沒了的所謂試點,沒那個必要。
比如,遼寧試點到現在11個年頭了,還不見個頭。所以,在長達十幾年的歷史階段中,為了滿足社會需求,往往你制定了一些制度,就會派生出好多問題來,然后你又打補丁,打每一個補丁又派生出好多問題,這樣問題會成堆,最后沒辦法改革。
新京報:那這個一攬子的改革應該包括哪些內容?
鄭秉文:廣覆蓋、保基本、多層次、可持續。這是十八大提出來的。
此外,十八大報告提出的還有解決三個困難:一個是增強公平性,一個是適應流動性,一個是增加可持續性。這三個問題是目前我國社保制度的三個攔路虎。
現在養老金沒有一個全國性的電子平台,所以跨省接轉有好多困難。如果能像銀行一樣,全國是在一個平台上干活兒,就能減少很多麻煩。
公務員沒有佔用職工繳費的錢
我國在2009年建立的新農保,有100元至500元幾個檔,80%以上的參保農民選的是第一檔,就是100元。除了經濟約束等其他條件之外,不信任恐怕是一個重要原因吧。
新京報:個人賬戶“空賬”的另一個原因,是不是一些人沒有繳費,但同樣從這個池子裡拿錢,比如公務員?
鄭秉文:不是。公務員沒有佔用職工繳費的錢。目前公務員養老金直接由財政撥付。
新京報:事業單位也是這樣嗎?
鄭秉文:事業單位情況比較復雜。全國事業單位工作人員有3000萬,大約有2000萬在上世紀90年代參加了改革,他們也繳費了。
另外1000萬人沒有參加改革,他們不繳費,完全在舊制度裡。
但是,事業單位只是造成制度不可持續的原因之一,作用不大,主要原因在於制度設計本身。
新京報:今后的改革是公務員這部分向企業職工的制度看齊,還是企業職工向公務員看齊?
鄭秉文:未來都得參加改革。公務員此前沒參加改革,搞那麼一個獨立的,似乎是有特權的制度,那是不好的。
但是加入進來以后,由於制度不完善,加入進來才拿那麼一點錢,這種改革能成功嗎?所以要改革制度。否則變成了“事業單位90年代養老金改革”的第二個版本了。
新京報:不同人的養老金數額有很大差距?
鄭秉文:養老金制度不能追求絕對的公平,全民一個水平,這是不可能的。一定要強調多繳多得,少繳少得,存在差距是應該的、必須的,但差距不能過大。
新京報:我發現很多人都不相信今后養老能靠養老金,有的攢錢養老,有的買房養老,您有沒有感受到這樣一眾普遍的社會情緒?
鄭秉文:我也感受到了。這就表明我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公信力不如其他國家。
我舉一個例子,丹麥嘉士伯啤酒是一個大型跨國公司,他的董事長親口跟我說,他熱愛他們國家的這個制度,這個制度即使把他收入的一半都扣掉了納稅了,但他仍然覺得這個制度非常好。
再舉一個例子。我國在2009年建立的新農保,有100元至500元幾個檔,80%以上的參保農民選的是第一檔,就是100元。除了經濟約束等其他條件之外,不信任恐怕是一個重要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