紡織企業“西進”考驗
用高品質的棉,國內最先進的紡織設備,依然生產低附加值“大路貨”,新一輪“東錠西移”企業優勢漸失
新疆是世界最大的手摘細絨棉和中國唯一的長絨棉生產基地,棉花產量佔到全國的一半。隨著國家紡織產業布局的調整,大批內地棉紡集團紛紛西進,在新疆設點建廠。
不料短短數年后,這些原本期望通過新一輪“東錠西移”搶佔資源高地的企業,隨著原料、人力等優勢逐漸喪失,陷入了比內地同行更為嚴酷的“寒冬”。
守著“棉花堆”的“西進”棉紡企業為何卻面臨比內地企業更為嚴重的生死考驗?
棉價逼近紗價
“棉價太高,紡什麼紗都虧!”阿克蘇鴻力紡織有限責任公司負責人滕艇浪嘆道。2012年前11個月,這家浙江紡織企業的銷售額隻有4000多萬元,而虧損卻達到800多萬元。
按照目前國內棉價,每噸32支紗的生產成本已達3.2萬元以上,而運到沿海地區卻隻能賣到2.7萬元﹔21支紗的售價甚至不到2萬元,比國內的棉花價格還低。這意味著,每生產一噸紗,企業就要虧損5000元。在南疆阿克蘇地區,部分紡織企業隻好停產,而多數企業則選擇了限產。
“虧本也不能停產,要不工人就跑光了!客戶也丟光了!”滕艇浪說。為了維系市場,這家企業關停了一半生產線,剩余職工組織培訓。滕艇浪坦言,企業之所以還能維持下去,沒有停產,全靠下屬的兩個軋花廠交儲的收益消化了部分虧損,但是明年能不能撐下去,那誰也不知道了。”
對企業來說,更為要命的是,由於我國對棉紗進口沒有限制,來自印度、巴基斯坦等國的棉紗,到岸價格甚至比我國的棉花價格還低,下游的織布企業更願意選擇低價進口棉紗,這讓國內紡織企業尤其是新一輪“東錠西移”的企業苦不堪言。
從2006年開始,隨著國家紡織產業布局的調整,一批大型棉紡織集團紛紛西去,將眼光投向我國最大的產棉區——新疆。雅戈爾、華孚、立天等知名紡織企業相繼“走西口”,不事聲張地設點布局。
與上世紀90年代的“東錠西移”不同,此輪“西移”完全是紡織企業自發的行動,目前已使新疆棉紡行業規模達到500萬錠,並形成了以阿克蘇、石河子南北兩大紡織城為基地的“兩城七園”格局,承接國內紡織產業轉移。
“所有企業都在虧!”阿克蘇紡織工業城管委會副主任劉偉說:“隻紡紗的企業虧得多,產業鏈長的虧得少一些。”
“西進”優勢漸喪
“西進”之前,很多企業認為,投資新疆能夠直接獲取優質的棉花資源,省去大量的中間環節。這樣一來可以找到消解原棉價格不斷上升的市場壓力,同時也可以解決內地越來越嚴重的用工難題。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新疆產地優勢已經一點不剩了!”石河子一位紡織企業負責人告訴記者。
記者了解到,近兩年由於農資價格和棉花採摘費用不斷提高,新疆棉花生產成本一路上漲﹔而各地的棉種“多亂雜”現象越來越嚴重,使得新疆棉花質量開始逐年下降。與此同時,棉花機械採摘面積逐年擴大,雖然給農民節約了成本,但也降低了棉花的等級﹔同時由於雜質較多,又給紡織企業增加了成本。
進疆企業原先認為的“勞動力優勢”也在逐年喪失,無論是在北疆的老紡織工業基地石河子,還是在南疆的阿克蘇,眼下“用工”問題都是在疆紡織企業共同面臨的難題。
“入駐兩年,平均工資翻了一番。現在廠裡工人的平均工資已經達到2200多元,這甚至比我們在內地的廠子還高。”新疆阿克蘇新發棉業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宋銳說。這家企業隸屬於河南新野紡織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進入新疆阿克蘇地區。
更讓企業犯難的是,即使這麼高的工資在當地也很難招到工人。記者調查發現,因為本地城裡人不願當紡織工,周邊的農民種地收入頗豐,也不願干,石河子市的紡織企業用工絕大多數是從內地招聘而來﹔據石河子市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調查統計,當地紡織工人的平均工資已經超過沿海地區。
而在南疆,這一問題更為突出。“一年基本流失一遍,走馬燈一樣換人,企業始終處於培訓員工的狀態。”一位企業負責人苦笑著說,“比起內地總部下屬的其他紡織廠,這裡的人力成本已經沒有任何優勢可言。”
高品質棉生產“大路貨”
比內地同行更難的是,目前進口棉與國產棉價格每噸相差5000元左右,受國家進口棉花配額發放管理辦法限制,新疆棉紡企業能申請到的進口棉配額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這就無法利用廉價的進口棉“高低搭配”降低成本。
同時,與在內地建廠相比,長距離的運輸時間成本也大大抵消了投資新疆的優勢,遠離銷售市場使得企業無法及時應對瞬息萬變的商機。由於每年出疆物資數量遠大於進疆物資,特別是進入10月,隨著棉花、番茄醬、糖類等農產品的集中上市,運輸矛盾將進一步加劇,棉紗外運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制約。江蘇聯發紡織負責人殷綜澤說,為了搶時間,2012年,企業隻能放棄國家和新疆給予的棉紗鐵路外運補貼,以每噸900元運費的代價,用汽車把一批紗線搶運到江蘇南通。“為保住客戶,代價高昂呀!”他說。
“西移”事實上已經減速。石河子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一位負責人告訴記者,從2011年至今,兩年來,開發區沒接待過一個前來洽談投資的紡織企業﹔而在南疆的阿克蘇紡織工業城,到目前在建和投產的產能總共不到100萬錠,與規劃中600萬錠的目標相去甚遠。許多原打算在新疆大展宏圖的企業,面對困境,要麼裹足不前,要麼縮減投資。
長期關注紡織企業“西進”的石河子大學棉花經濟研究中心負責人、經貿學院副院長王力說,新一輪“東錠西移”正經受前所未有的沖擊,已嚴重影響到國家對紡織產業布局的調整﹔如果大批“西進”企業渡不過這一難關,對新疆的棉花和紡織產業都將是毀滅性的打擊。
記者調查發現,雖然投資新疆的企業使用的大多都是國內最先進的設備,完全可以生產出高附加值的產品,但目前生產的大多依然是附加值比較低的“大路貨”。在我國中東部地區棉紡織企業密集,棉紡產業鏈已形成一條龍﹔而新疆卻是單純的紡織廠,生產的是單一的紗制品,並且這些產品最后仍需要長途運往內地銷售,一旦下游客戶市場不暢,“西進”紡織企業產品銷售立刻受阻。
“用新疆高品質棉花卻紡出了低價大路貨,實在讓人心痛!”浙江著名紡織企業立天集團總工程師胡建華說。另一方面,“如果下游服裝企業總是滿足於生產、出口十幾元錢一件的襯衣和牛仔褲,那上游即便生產再多的高支紗,照樣賣不出去。”身兼浙江省紡織工業協會、棉紡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的胡建華認為,要拯救“東錠西移”,國家僅僅給予“西進”優惠政策還遠遠不夠,應從促進整個紡織產業升級的角度考慮,針對整個產業鏈制定相關的政策和措施。 文/記者宿傳義趙春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