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國式貨幣超發
———從全球貨幣寬鬆看中國政策應對(之二)
就在國際上驚呼“貨幣戰爭”來臨的同時,有關中國“貨幣嚴重超發”的質疑之聲也不斷響起。
本質而言,貨幣供應量是貨幣當局及其金融機構對公眾的負債,因此,貨幣供應變化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貨幣需求變化。常用的衡量金融深化的指標是M 2/G D P,這一指標比例反映了一個經濟體的金融深度。通常來說,該比值越大,經濟貨幣化的程度越高。央行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末,中國廣義貨幣(M 2)余額97.42萬億元,逼近百萬億大關。M 2與G D P的比例高達188%,創下歷史新高,而同期美國M 2/G D P的比例為63%,僅為中國的1/3。同時,雖然各國M 2/G D P走勢存在相當大的差別,但都不如中國貨幣化率走勢陡峭。
不過,要解釋M2/G D P水平的國別差異和一國M 2/G D P的變動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各國的廣義貨幣統計口徑不同,決定了不能簡單進行橫向比較。發達國家的金融深化程度較高,金融創新很活躍,一些具有貨幣職能的金融工具並未統計進貨幣供應量﹔而一些金融市場發達的國家,其非金融部門除了從銀行系統獲取融資外,還從其他市場獲得大量融資。
中國的貨幣化過程存在著與其他國家迥異的結構性和制度性基礎,其核心是政府主導要素貨幣化分配、國際資本循環下的“被動創造”以及金融資源配置效率低下。
首先,貨幣存量受制於中國經濟的貨幣化程度。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市場化程度的提高,我國貨幣需求水平不斷上升,表現為貨幣供應量的增速平均高於經濟增長速度,導致M 2/G D P不斷上升。中國市場經濟進程有其特殊的背景,在漸進改革的市場化進程中,政府通過政策推動甚至主動參與,將自然資源、勞動力、資金、技術、管理等資源和要素不斷推向市場,使得各類資源持續貨幣化。由於中國貨幣供給的內生性,由此帶來大量的基礎貨幣投放,通過貨幣乘數的放大從而拉動較強的貨幣供給。
其次,中國貨幣創造還有著與發達國家不同的機制,即外部供給機制———外匯佔款,這是研究中國“高貨幣之謎”的另一個關鍵視角。入世以來,中國出口高增長以及累積的外匯儲備,已經嚴重改變了貨幣創造的機制和供給結構。隨著外匯儲備的持續增長以及央行實施的“沖銷干預”政策,我國外匯佔款大幅飆升,從2002年末到2011年,外匯佔款由2.21萬億元增加到25.52萬億元,增長11.5倍。外匯佔款增量佔央行基礎貨幣增量的比例也越來越高,因此,中國貨幣創造屬於“被動式創造”。
最后,高度投資依賴也是推動貨幣被動超發的重要原因。金融資源對國有經濟的過度傾斜以及對國有部門的預算軟約束,導致金融資源效率下降,維持經濟高增長必須依賴更高的信貸和貨幣投放,形成了“經濟增長→對投資需求→對貨幣需求→貨幣供給增加”,這自然表現為不斷攀升的M 2/G DP比例。
因此,“中國式貨幣超發”的邏輯背后,是央行貨幣政策不獨立、經濟結構性失衡和金融體系發展嚴重滯后綜合作用的體現。如果不改變對投資的過度依賴,不促進金融領域全方位改革,“貨幣超發”僅靠央行控制貨幣發行和信貸規模並不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