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3月將卸任央行行長 被稱“最靈活”行長【2】

　　“最靈活”的行長

　　作為一個思想者，周小川市場化理念最淋漓盡致的發揮還是在央行任期內。英國《金融時報》評價他是“中國最有能力的技術官僚”。

　　周小川剛出任央行行長時，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試點即正式啟動，周小川擔任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此后十年時間，國有大行走出了“技術性破產”的困局，中國金融體系得以重生。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也成為周小川行長生涯中濃墨重彩的華章。

　　2004年1月，注資國有商業銀行方案水落石出。令業內人士大吃一驚的是，注資動用了國家外匯儲備，而不是此前傳聞的所謂財政部發債1300億元直接注資。用外匯儲備注資在當時不乏質疑聲。

　　“財政沒錢，或者是財政不願掏錢注資，注資是國有銀行改革中最難啃的一塊骨頭。但周小川繞過了財政這環，用外匯儲備注資。這點體現了他的靈活。他是一個很現實的人。”有市場人士評價道。

　　2005年7月，央行“出其不意”宣布開啟匯改，並一次性升值2%，人民幣匯率從此“浮”起來。當時也不乏反對之聲，甚至有專家當面對他提出批評。尤其是外部對中國施加升值壓力，在一定程度上其實起到了反作用。

　　2010年9月，奧巴馬前顧問薩默斯跟周小川在北京打了一場網球雙打賽。據傳，他們開玩笑地打賭，說中美之間的匯率將由勝者決定。結果薩默斯輸了。

　　2012年11月，即將卸任央行行長的周小川曾總結匯改，無疑，他對匯改成果總體是滿意的。

　　但是，作為中國的貨幣政策制定者，更多時候是無奈。最近十年是貨幣政策工具運用最“靈活”的時期，可這並非有意為之。

　　2008年以后，為應對金融危機，“出手要快，出拳要重”，中國的信貸和投資都進入高速擴張期，地方政府的債務杠杆快速上升。面對高通脹，又無法貿然加息，央行的貨幣政策被擠到一個非常狹小的空間，一而再再而三地將存款准備金率上調至21.5%——一個令人不可思議的高度。“靈活運用貨幣政策工具，要體會靈活二字，央行其實早就說了，存准率沒有天花板。”市場人士解讀說。

　　2010年11月，周小川在北京大學一次演講中，拋出了“池子關熱錢”的提法。他說：“短期投機資金進來了，我希望把它放在一個池子裡，而不是放到整個中國的經濟中去。等它需撤退時，將其從池子裡放出，讓它走。這樣能在宏觀上減少資本流動對中國經濟造成的沖擊。”

　　說起來，“池子說”的面世頗為掙扎：當時會議主辦方北京大學嚴禁記者報道，但周小川演講結束后，在場幾位記者商議認為這一提法意義重大，在北大教室過道上一起“拍板”決定令其見諸報端。

　　直到2011年，大家終於明白周行長心中的池子就是存款准備金。

　　早在2004年，周小川便提出“金融生態”的概念，其核心是拋出疑問——到底是誰在累積中國的系統性金融風險。今天人們終於可以領會他八年前提出這一概念時，其內心所蘊含的深深的憂慮。

　　2010年以來，周小川在多個場合不斷釋放信息，要為地方公共投資的融資機制“開前門而關后門”。其實是希望為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找一個對沖安排，不能全壓在國有銀行的身上，否則，在軟預算約束的框架下，最終可能全部由中央銀行“埋單”。

　　“對他的話，聽者當時往往很難領會其意思，但一段時間后，可能會恍然大悟其深意。”央行有關人士如是說。

　　“最難追”的行長

　　周小川大概是中國內地部長中被媒體圍追堵截最多的一位，無論何時何地現身都尾隨著龐大的記者隊伍。由於長年周旋於記者包圍圈，再加上自身身高腿長，慣於打網球和羽毛球，周小川的身手十分敏捷，跑動迅速，被記者們公認為“最難追的部長”。

　　2009年兩會上，周小川的滿頭銀發成為媒體們關注的焦點。一名台灣女記者很關切地問，是否因為應對金融危機工作太辛苦，以致頭發都灰白了。周小川回答說，在應對金融危機過程中，每天得到的信息較此前增加幾倍，而且很難用過去經驗、分析框架來對待今次問題，挑戰很大，“因此，可以說央行的工作還是蠻操勞的”。

　　香港《文匯報》刊出了題為“行長解困忙操勞添白發”的文章。香港《經濟日報》的標題是“行長黑發變白成壓力指標”。在“政策制定者缺乏前瞻性，對次貸危機認識不足”的質疑聲中，周小川確實飽受壓力。

　　周小川雖然和藹，但面對媒體提問是有“門檻”的。有時候他會反問媒體：“這個問題……你再想想？”意思是記者提的問題不夠專業，等記者琢磨他的話時，周小川已大步流星地快速擺脫包圍圈。有一次記者追著他問存款准備金率和利率是否會調整，他笑著說：“你知道這個問題我不能回答的。”

　　當然也有例外。2012年兩會，周小川如往常一樣被記者追著，記者們拋出一大堆市場關心的問題，他都大步前行避而不答。但當中國証券報記者問道“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是否應進一步加大”時，他停下腳步說：“這個問題可以回答一下。”

　　會后不久，央行便宣布擴大人民幣兌美元日波幅至百分之一。

　　他的精力充沛驚人，行程總是滿滿的。例如，他經常在十幾個小時的長途飛行后抵達國外某城市參加數小時的國際會議，隨后不停歇地再飛十幾小時趕回北京。落地在北京的清晨，周小川會隨即趕往辦公室開始辦公，往往迎接他的是一場會議、一次外事活動或者還有一個演講。

　　2012年末一個普通的周末，周小川出席了三個論壇並發表了三場公開演講。其中一場演講的題目是《新世紀中國貨幣政策的十個特點》。他指出，由於中國處於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中國通脹過熱的沖動始終多於通縮。”

　　利率市場化改革尚未完成，或許是他的一大遺憾。對於利率決策的自由度從始至終都困擾著央行。在2012年博鰲亞洲論壇上，周小川在回答“如何看待應該下調貸款利率的建議”時坦言，“我對這一塊的評價不一定合適。首先我表示一條，我們鼓勵各種研究機構、經濟學家都參與政策討論，提出各種評價，提出各種建議，這對貨幣政策的形成有好處，對改革開放也有好處。”

　　盡管媒體認為他“很難追”，但身邊的人評價他“心胸開闊，境界很高”，比起很多“難伺候”的官員，周小川對很多小事並不計較。有一次在國外開會，會后周小川與外國官員交談幾句，出來時接送的車已經走了，隨行人員很緊張，他卻說沒事，乘其他車返回駐地。

　　央行某官員開了一個實名微博，粉絲很多。有一次周小川對他說，“聽說你的粉絲有好幾萬。”這位官員很忐忑，擔心被批評不務正業，但周小川轉而和他討論其他問題了。

　　剛過65歲生日的周小川，其下一步的去向有眾多版本。愛好打網球的他，下一個“球”將揮向何處？　　□本報記者 王棟琳 任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