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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中國城鎮化率達到51.27%,預示著城鎮化建設進入一個新階段。隨著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新型城鎮化”作為今年工作的重點,關於新型城鎮化的討論就愈加熱烈。
如何避免將“新城城鎮化”錯誤理解成“新型圈地運動”?如何在細微處提高農民進城后的生活幸福感?全國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說:“城鎮化健康發展需要趨利避害,防范一些地方把好事辦歪”,反映了官方和民間的一致期待。
現狀:農民工難以回歸土地 中小城鎮或成其幸福居所
來自河南周口的李軍,10年前是地地道道的農民,為了給剛出生的孩子一個更好的未來,他和妻子在2003年前后開始進城務工。2009年,他們到北京經營“麻辣燙”生意,早出晚歸的他們逐漸積累起財富,前年他們在老家的縣城裡買了房,去年還把孩子接到北京來上小學。
但李軍覺得,像他這樣的小生意者,在北京這樣的一線大城市定居養老困難太大。“北京的房價太高了,我們賣多少串麻辣燙也買不起。我們打算等孩子上初中就回周口,在縣城裡做點小生意。”被問及是否還想回去種地時,李軍直擺手:“種不了了!地都給別人種了。關鍵是這十多年已經習慣了城裡的生活,回不去了。”
和李軍類似的進城務工農民工有很多,他們來到城市打拼的主要目的,並不是要留在北京、上海等大都市。但離開土地的他們又很難再回歸傳統的農村,賺錢在縣城買房是他們中很多人的選擇。“在大城市賺5000元,不如在‘家門口’賺3000元。大城市是年輕時闖蕩的,年紀大了還是小城市更適合生活。”李軍說。
擔憂:城鎮化是否會成為地產商的“圈地運動”
相關數據顯示,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約9.6億人口中隻有約18%生活在城市,中國還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到2011年,中國約13億人口中,城鎮人口比重達51.27%,城鎮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中國正式進入城鎮化“拐點”。
2012年中央經濟會議之后,如何建設新型城鎮化成為輿論討論焦點。在過去10年經歷了城市人口激增、房價非理性化暴漲、生活環境屢遭破壞后,人們開始擔憂城鎮是否會被傳染“城市病”。
新型城鎮化概念的提出,是為了讓農民進城踏實、留家安穩。但大量農民進城,土地由誰耕種?城鎮化是否會侵佔耕種土地?而今年以來,一些房地產企業加緊在中小城市的拿地步伐,更讓中小城市居民對三四線城市房價走勢表示擔憂。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院研究員李國祥表示,新型城鎮化需要解決三大問題。首先,城市土地擴張要與農業人口轉移相結合,不能單一的擴張城市、大搞建設。其次,城鎮化要與產業轉移相結合,實現產業在城鄉間、地區間合理布局。第三,大城市要與中小城市及城鎮協調發展。
“人的城鎮化”是新型城鎮化的關鍵。讓農民從土地搬進樓房容易,如何讓他們過上幸福生活確是各級政府需要謹慎思考的問題。
建議:要因地制宜 防范把好事辦歪
由於城市生活的高成本和“歸屬感”的欠缺,讓不少農民工開始轉變了思路。常年不間歇的“用工荒”正印証了農民工的務工新思路。每年春節過后,對很多勞動密集型企業都是個“檻”,不少工人都因為種種原因辭職或晚歸。在農民工“逃離”“北上廣深”的時候,一些勞動密集型企業也開始轉變思路,將企業建在農民工的家門口。
但受政策刺激盲目上馬項目卻成“空城”的例子並不鮮見。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說,城鎮化健康發展需要趨利避害,防范一些地方把好事辦歪。
辜勝阻表示,要防有城無市的過度城鎮化,避免缺乏產業支撐、新市民變游民、新城變空城的“拉美化陷阱”﹔要防有速度無質量的城鎮化,避免地方一哄而起搞大躍進﹔要防城鎮化的“房地產化”,過度依賴土地財政﹔要防地方政府以地生財,消滅村庄,迫使農民“被上樓”、農村被城鎮化,陷入“掠奪式發展陷阱”﹔防特大都市“大城市病”,陷高樓林立而居民幸福感下降、人口膨脹、環境惡化、資源粗放開發陷阱。
“要把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作為重要任務抓實抓好。要把生態文明理念和原則全面融入城鎮化全過程,走集約、智能、綠色、低碳的新型城鎮化道路。”這是去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要求。將高層決策在具體實施中落到實處,這就需要未來階段各職能部門的謹慎執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