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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K高管陷入情色交易
臨江旅行社老板翁劍雍承認，除了GSK中國，他們公司還與五六家外資藥企存在類似的業務往來，“只是其他公司沒有GSK這麼厲害”。即使如此，最近幾年，臨江旅行社每年的營業額也在1億多元，而其中至少20%的會議虛增會議規模。
而據GSK中國高管稱，除了臨江旅行社，GSK的內部會議，以及外部會議，至少還與30余家旅行社有些業務往來。僅梁宏一人，每年涉及會議的預算就高達幾個億，給臨江旅行社的也僅僅一千萬元，其他會議費用，都由其他銷售人員再聯系旅行社組織會議，虛開和虛構現象同樣存在。GSK中國的高管和銷售人員，再用這部分錢行賄政府官員、專家和醫生等。
警方表示，GSK中國的高管通過旅行社套現了多少錢，又有多少錢用於行賄，還需要進一步調查。據初步統計，這不會是一個小數目。
“臨江旅行社只是揭開了冰山一角”，辦案民警表示。
據記者了解，還有一家旅行社，為了拉攏權限極大的GSK中國高管，還使出了“美人計”。這家旅行社雇用了一名女子，向這名高管進行性賄賂，這名女子在這名高管身邊待了4年左右。
不難看出，GSK中國的利益鏈始終伴隨著賄賂鏈，其特點就是通過承辦這種會議、贊助等形式規避中國法律，同時規避內部監管。
在GSK案發后，整個醫藥行業人心惶惶，擔心突然哪天警方就找到了自己頭上。警方表示，藥價虛高，與藥企的行賄不無關系，必須要嚴打。此次通過GSK案震懾和規范整個行業，使藥價虛高的現狀有所改善，讓更多的老百姓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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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營成本“佔”藥價三成
據梁宏稱，在GSK中國，他負責肝炎、泌尿、糖尿病等幾個治療領域藥品的銷售管理。據他介紹，一種藥品要上市，要與各個部門打交道，如注冊涉及藥監部門，價格涉及發改委，進醫保涉及勞動與社會保障部門，進入地方涉及地方招標辦，進入醫院要涉及醫院院長，科室主任、醫生等，“環節太多，要打交道的政府部門太多”。
已經在醫藥行業摸爬滾打多年的梁宏說，據他估算，藥企運營在藥價中所佔的比重高達20%到30%，至於行賄成本佔到多少，倒沒有太多統計，但佔的比例非常大。梁宏說，通過十幾天的反思，他認為運營成本所佔的比例確實太高了。“如果能少開點會，就能降低一些成本，就能有更多的老百姓受益”。
梁宏說，以一種治療乙肝的藥為例，出廠價約在140元，經過經銷商、醫院等層層加價，最后到患者手裡，價格達到了210元左右。
梁宏也指出，症結還在於環節太多，“我們也喜歡越簡單越好，如果藥品的環節少了，腐敗也就少了”。梁宏指出，以藥養醫是其中最大的問題。
梁宏還認為，目前中國的藥廠太多，都是一種低水平的仿制，這就導致不能集中優勢進行研發。而像美國，隻有幾家大型藥企，動輒就可以拿出數億元進行研發，“研發的成本最高”。梁宏說，這實際上還是管理的問題。
梁宏說，希望此次GSK中國案件能起到一個警示作用，對未來中國的醫藥市場起到根本性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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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項目行賄數目達200萬
41歲的翁劍雍是上海本地人，以前曾經在一家旅行社打工時，就知道藥企通過旅行社開會的事。2006年，他成立了上海臨江國際旅行社。2007年，他之前認識的一位朋友，從其他藥企跳槽到GSK中國公司。在這位朋友的推薦下，臨江旅行社成為GSK中國的一個會議服務商。這期間，臨江主要承接GSK中國的疫苗部和培訓部的會議。由於培訓部主要是內部培訓，還比較正規。
而在承接疫苗部的會議和項目時，臨江已經開始向GSK的人員以送回扣的方式行賄。據翁介紹，其中的一個冷鏈項目，行賄數目就高達200萬元。
2008年，GSK中國迎來了一位新高管，他就是梁宏。
今年49歲的梁宏，大學時學得是制藥專業，大學畢業后曾在一家國企做藥品生產。1993年，梁宏改做藥品營銷，當過醫藥代表的他，一直坐到惠氏醫藥銷售總監的位子。2008年12月，梁宏跳槽來到了GSK中國，擔任副總裁、企業運營總經理，年薪上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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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規則滋生新腐敗
梁宏說，公司一般有兩種會議，內部會議和外部會議，內部會議包括年會和平常的一些小會議，對外會議則是公司組織醫生、專家或政府官員參加的研討會等。根據GSK中國的規定，兩萬元以上的會議必須通過旅行社組織，一是為了辦得更專業，二是為了避免內部員工動用大量資金，防止腐敗產生。
在梁宏進入GSK中國以前，就已經有多個旅行社服務商，專門做公司內部會議。但GSK中國的這種游戲規則，並未能防止腐敗產生，反而滋生了新的腐敗。
2009年10月，由於翁此前在GSK中國的那位朋友離職，他將翁介紹給了梁宏認識。翁劍雍迅速抓住了這次機會，除了吃飯，翁劍雍還帶著梁宏等人去台灣玩了一趟，隨后又多次登門拜訪。
從2010年4月份開始，梁宏再召開內部會議時，就開始啟用臨江旅行社。兩個人的命運，也開始連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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