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289城市財政透明度報告公布：三市得分為零【2】

　　“我們不能落后，但也不能超前”

　　安徽省六安市在2013 年中國市級政府財政透明度排行榜中位居第26名。該市常務副市長王勝告訴《中國經濟周刊》，過去地方政府最怕財政公開，也沒有自律意識，現在是歡迎賬目公開，一方面是約束干部，一方面也是保護干部，在群眾的監督下，政府的壓力反而小了。“隨著人民群眾參與度、知情度的提高，怎麼用好人民的錢是廉潔從政的體現。”王勝說。

　　杭州市（第9名）財政局總預算局局長王文超的話，可能更能體現地方財政部門的心聲。王文超表示，財政信息公開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財政信息哪些可以公開，公開到何種程度，細化到哪些水平，還需要看左鄰右舍，比如杭州公開要看南京、寧波，“他們走一步，我們不能落后，他們不走，我們也不能走得太前面”。而且浙江省內杭州市要公開哪些信息還要受省級的指導和約束，省級沒有公開，市級公開，不現實的。總體來說，地方政府是五花八門、自下而上的公開，但是還有自上而下的控制、指導，一步一步向前進。

　　一位不便透露姓名的地方政府官員指出，政府部門以外的機構也要加快公開的步伐。“現在一說公開大家都盯著政府部門，實際上財政供養的還有許多政府部門以外的機構，比如黨委系統、民主黨派、人大、政協、群眾團體等。”該官員表示，這次透明度指標體系也關注到這一情況是非常重要的，以杭州市為例，杭州市政府的100多家部門基本都在互聯網上公開了預算，但是政府之外的系統還沒有做，這些部門和機構還是要保守一些﹔下一步，除了政府部門外，也應該要求地方人大、政協公開預算，“既然監督政府了，自己怎麼不去帶頭呢？”該官員反問道。

　　課題組也向《中國經濟周刊》表示，在統計中，地方人大、政協財政資金使用情況公布較少：很少城市在公開的財政預決算報告中，會細化到財政資金的使用主體，公開“人大事務”、“政協事務”等支出金額。

　　至於對指標體系中涉及的第三部分“專戶與政府債務情況”，王文超表示，這個可能還為期過早，因為有很多不確定因素，而且在有些制度建設還沒有達到那一步的時候，想拿出數字也拿不出。

　　對此，俞喬表示，目前從法律上還沒有給地方政府舉債合理、適當的解釋。根據預算法，地方政府不能借債，統計口徑上非常復雜，但現實情況是各地都有自己的融資平台，這個債務規模到底是多少不好說。每年財政部、審計署、財政部在各地的專員辦，都要來搞政府債務的調查，但最后統計的數字，各家是各家的樣子，沒有統一的指標口徑。

　　財政報告為何看不懂

　　近日，經濟學者文顯堂在《中國經濟周刊》撰文指出，在中國，經人大審議的財政預算，籠統得不能再籠統，而且是很“專業”的粗，導致公眾看不清更看不懂。

　　對此，課題組表示，造成這個問題最根本的原因，還是財政信息公開得不全、不夠詳細。其次，財政信息公開的科目，大部分是按照財政部規范化的收支分類科目進行的，而這些名詞本身可能距離大眾比較遠，較難“望文生義”，但這並不是單獨某一地方政府公開方式的問題。

　　以“一般預算收入”為例，我們可能很難直觀想象其中包含哪些內容（包括各類稅收收入、國有資產經營收益、納入預算的行政性收費收入、罰沒收入等，是地方政府最主要的收入來源），存在理解障礙，但這個詞本身的表述是規范的，應當不屬於“專業的粗”。

　　課題組提出，需要注意的問題可能有兩個方面：一、一些財政預算報告中出現“地方財政收入”、“全市總財力”、“全口徑財政”等類似的名詞，可能還需細致解釋，因為在財政收支分類科目中並沒有這樣的表述，讓人費解其內涵究竟是什麼。在財政報告后增加必要的名詞解釋有助於公眾和監督者理解財政報告的內容。比如吉安市在《關於吉安市2011年市級總預算執行情況和2012年市級總預算草案的報告（書面）》中，增加了“有關情況說明及名詞解釋”，解釋了“為什麼財政支出大於地方財政收入”等問題以及“財政總收入”、“財政經常性收入”等編制預算時的專有名詞。

　　二、關於未公開的數據。比如在標准表中，稅收收入的科目有十幾種，而有些地方隻公開了幾種稅收的具體數額，並加上一個“其他稅收收入”或者“其他各稅收入”等類似的名詞。這樣盡管能夠使得所有的科目對應的數額的總和與報告公開的總額匹配，但是報告的閱讀者可能存在的困惑是，到底沒有這幾種稅收，還是這幾種稅收被劃分到了“其他稅收收入”當中？這會給信息使用者判斷信息的完整性和真實性造成一定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