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轉變政府職能（如何看待宏觀經濟形勢和政策措施）

    推進政府職能轉變，是實現經濟升級的制度保障。新一屆政府成立以來，多次提出要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並將之作為國務院工作的重大戰略和目標。轉變發展方式，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必須大力推進政府職能轉變。李克強總理在3月17日記者招待會承諾，在未來5年把國務院現有的1700多項行政審批事項再精簡1/3，以及兩會后國務院各部門緊鑼密鼓地進行行政審批事項的清理、取消、下放等舉措，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新一屆政府運行100多天

　　轉變政府職能是本輪行政體制改革中最大亮點

　　新一屆政府組建之后，著力推進行政體制改革和轉變政府職能方案的實施，思路清，力度大。轉變政府職能是本輪國務院行政體制改革中最大的亮點，也是“內涵式”改革的集中體現，有三個突出特點。

　　快速部署了改革方案的實施。在新一屆政府召開的第一次國務院全會上，就對已經確立的各種改革選項、包括轉變政府職能的六大舉措中所涉及的具體內容，逐一落實，明確參與單位和責任單位，並列出了改革完成的時間表。緊接著又召開了落實行政體制改革與轉變政府職能方案的全國電視電話會議，進行了整體部署。其行動之迅速、作風之務實，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提升了社會公眾對行政體制改革和轉變政府職能的信心。

　　取消和下放了165項行政審批事項。簡政放權、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是這次行政體制改革與轉變政府職能中的關鍵。正像李克強總理所說：“企業新上一個項目，要經過27個部門、50多個環節，時間長達6—10個月，這顯然會影響企業投資創業的積極性”。為了盡快落實改革方案，新一屆政府成立以來，已經分三次取消和下放了165項行政審批事項。比如5月16日，國務院公布取消和調整的117項行政審批事項中，能源類項目數量居首，明確在主要河流建設以外的水電站、風電站、分布式燃氣發電項目以及部分煤礦、電網、油氣管輸等項目，都將交由地方政府投資部門核准。這對促進我國能源產業的發展，調動企業的積極性，發揮地方政府的作用，無疑會產生重要影響。

　　及時修訂相關法律和法規，為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提供法制保障。行政審批和許可，都是通過法律或者法規的形式固化下來的。簡政放權、改革行政審批制度也必須有法制的跟進。為了給審批制度改革提供法制保障，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上，對煤炭法等12部法律進行修改。此次修改，正是以立法手段推進行政審批改革，也是對以往改革成果的固化。其核心就是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權。以煤炭法修改為例，《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要求，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此次煤炭法的修改，主要內容是取消了設立煤炭經營企業的行政審批，而交由市場主體自己決定。

　　這些，不僅體現了發揮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這一思路，而且也給各類資本的競爭提供了一個公平的市場環境。

　　政府越位錯位問題較嚴重

　　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地位受到影響

　　轉變政府職能，在行政體制改革中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

　　多年來，政府職能轉變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以與轉變政府職能關聯度最高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為例，從1998年深圳市實行“首問責任制”開始拉開了審批制度改革的序幕后，全國各地都不斷推進這項改革。比如國務院從2002年以來通過6次改革，共取消審批事項高達2497項，佔國務院所有審批事項的69.3%。其間，全國31個省（區、市）累積共取消3.7萬項行政審批事項，佔原有總數的68.2%。

　　即使如此，政府在公共治理中管得過多的問題仍然比較突出，越位、錯位的問題也比較嚴重，直接影響了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地位，也影響了社會作用的發揮。

　　目前制約我國政府職能轉變的關鍵因素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行政審批事項依然過多，少數地方、部門設置審批、許可的隨意性大，程序不規范，暗箱操作以及公務員的審批自由裁量權過大。二是部門利益成為影響政府職能轉變的重要因素。有人把部門利益形象地概括為“權力部門化、部門利益化、利益個人化，個人利益被法定化”。如果部門利益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包括簡政放權在內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轉變政府職能，都很難有實質性進展。三是政府官員的管理理念，也是影響政府職能轉變的重要因素。由於我國長期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一個地方GDP增長對官員的升遷往往影響很大，一些黨政領導的意識中產生了對GDP 的過度依賴，自覺不自覺地形成政府過多干預經濟的思維，片面理解政府的基本角色和功能定位，這對轉變政府職能形成了潛在的阻力。

　　促進政府職能轉變，如果不能從價值層面和觀念層面有所突破，很難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正是針對上述問題，本次國務院機構改革與轉變政府職能改革方案中，把轉變政府職能放在了突出的位置。

　　傳統發展方式很難維持

　　政府必須放權，激發市場和社會的活力

　　本輪國務院行政體制改革圍繞轉變政府職能這個核心，不僅提出了未來政府職能主要是“營造良好的環境、提供優質的服務以及保障社會的公平正義”的改革目標，而且圍繞這一目標的實現，還採取了六大舉措，這些都是過去所沒有過的。

　　政府向市場放權、政府向社會放權、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放權以及優化政府職能配置、改善宏觀調控、建立政府管理的基礎性制度等，明確了具體的改革內容和操作路徑。

　　為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本次改革取消了大量的投資審批權和對生產經營活動的審批權，如必須保留的，也要盡量下放給地方﹔為了鼓勵社會成員創業，改革企業注冊登記管理制度，簡化環節，降低准入制度，減少行政事業性收費。無論是發揮市場的作用還是激活社會的活力，都會產生深遠影響。

　　一方面，傳統的發展方式在某種意義上說很難再維持下去了，有幾個難以為繼：即低成本出口戰略以美國的金融危機爆發為標志難以為繼、低端產業主導的經濟結構難以為繼、資源和環境的傳統使用方式難以為繼等。轉變發展方式隻能往前走，不能往后退。

　　另一方面，目前中國經濟下行的壓力也在加大，如果繼續過度依賴投資等經濟刺激手段可能會帶來產能過剩等更大的問題。因此，確立新的思維，比如避免流動性泛濫，大幅放活市場，通過轉變政府職能，向市場、向社會放權，激發市場和社會的活力，必將為經濟增長和升級產生極大推力，無疑將為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

　　這樣，不僅能把“十二五”提出的轉變發展方式這條主線貫穿始終，而且還有可能走出一條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新路徑。正是從上述意義上看，轉變政府職能就顯得尤為重要，也十分緊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