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治堵不能簡單靠“惰政”【2】

　　“北上廣”領頭，限購風蔓延

　　事實上，上海市是全國最早採取措施“限購”的城市。早在1994年，借鑒新加坡模式，上海市政府已經採取“新增機動車額度拍賣政策”，對中心城區新增私車額度進行總量調控。“拍”字政策下，月新增牌照不到1萬輛，車牌價格應聲逐年看漲。

　　《中國經濟周刊》整理2013年拍賣記錄發現，在上海，每月拍賣的車牌量在9000到1萬個之間，今年1—8月，平均中標價為8.06萬元。今年3月，上海車牌月平均中標價曾高達9.19萬元。“牌比車貴”成為自主品牌繞不過去的心頭痛。

　　雖然與北京居民相比，擁有一塊滬牌並不需要“等待數年”，但用車成本之高仍然將許多潛在用車者排除在外。為了能使用車輛，消費者不得不“出走”，轉而向周邊省市乃至內蒙古等地上牌，反而更加大了對牌照的監管難度。沿著“看不見的手”的政策思路。8月末，新版《上海市交通發展白皮書》出台，首次將征收擁堵費列為政策儲備。

　　2011年，北京汽車限購之后，進一步影響了全國其他城市的政策導向。北京工業大學交通工程系副主任陳艷艷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城市建設看北京”，政策效仿可能也是地方政府選擇限購的原因之一。

　　2012年6月30日，一紙《關於廣州市試行中小客車總量調控管理的通告》讓眾多廣州市私車需求者走上了“搖號+競價”的道路。廣州每年無償搖號1.2萬新能源指標、6萬普通指標和4.8萬個有償競價普通車指標，比例為1:5:4。同時，舊車置換業務上，《通告》規定，新車排量不得大於舊車。廣州市祭出了“組合拳”。

　　政策實施后，廣州市月上牌量僅為7200輛，銳減2/3。試行一年之后，《通告》已於今年7月升級為《廣州市中小客車總量調控試行管理辦法》。

　　除“北上廣”外，貴陽是第一個實施“限購”政策的省會城市。2011年7月11日，《貴陽市小客車號牌管理暫行規定》的出台讓許多4S店上演了“末班車的瘋狂”。貴陽限購的具體做法是：專段號牌每月指標2000輛，無償搖號上牌。普通號牌沒有數量限制，但是不得駛入老城區。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貴陽市交警支隊方面負責人否認這是對汽車限購，而只是為緩解老城核心區交通壓力，將牌照號和通行權相結合的“限行”。

　　今年6月18日，石家庄市政府出台《石家庄市大氣污染治理攻堅行動實施方案(2013—2017年)》，以空氣治理為目的，對機動車實施限行、限購。自2013年開始，石家庄市每年新增機動車控制在10萬輛以內，限制家庭購買第三輛個人用小客車﹔自2015年起，每年小客車增量配額為9萬輛，按照每月7500輛進行配置。

　　7月10日，中國汽車協會預計，將來，天津、深圳、杭州、成都、重慶、青島、武漢等城市都可能實施汽車限購措施。通用中國總裁蘇瑞博（BobSocia）更是預計，中國最擁堵的25個城市或將在2015年前后紛紛限購。

　　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研究員、城市經濟研究室主任劉治彥告訴《中國經濟周刊》，未來10年內，我國2億多人口會快速城鎮化，大城市將會繼續膨脹，而地鐵建設的速度和公交體系的改善需要時間，供求之間的矛盾進一步加大。

　　“搖號既不是一種政府行為，也不是一種市場行為，可以說是一種天命行為。”劉治彥表示，“搖號”政策，更像是一種“運氣”和“概率”的選擇，可能更易於為中國人所接受。即便是通過“計劃”來調控總量，政策仍不能離開公平的原則。

　　陳艷艷認為，許多低收入人群或會因牌照拍賣而無法獲得道路使用權，而有財力的高收入人群並不一定是需求的最緊迫者。

　　針對一二線城市推行“限購”的政策傾向，陳艷艷認為，地方政府不顧自身實際，盲目照搬“北京經驗”，交通建設規劃機動化，實在是“城市病”的重大隱患。地方政府並不是在限購政策上“走上了北京的路”，而是限購之前，其城市發展模式就已經在效仿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