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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間中國土地勘測規劃院副總工程師鄒曉雲認為，土地改革的利益分成機制有待進一步完善，進行土地改革的第一步應是對農民的土地權利進行確認。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房地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汪利娜表示，土地改革要更多地引入市場化因素，城鎮化過程中要注重社會建設。
完善利益分成機制
中國証券報：在土地改革中，如何平衡各方利益主體特別是政府與農民之間的利益？
鄒曉雲：深圳新公布的土改方案規定，原農村集體擁有的產業用地可以進入市場流通，有兩種收益分配方式可供選擇。我覺得這兩種方式政府的分成都有些多，並不能滿足農民的利益訴求，特別是在深圳這樣一個市場經濟比較發達的地方，這樣的分成方式農民可能並不願接受。此外，所謂“深圳市國土基金”的性質、用途、歸屬也沒有說清楚，這樣的一筆類似於土地出讓金的收入，政府將用來做什麼，相關文件中也沒有說明。目前的集體土地，實際上是由村民股份公司支配，既然農民現在採取的獲利方式能夠使他們獲得穩定的收益，他們就沒有動力採取政府規定的方式將這些土地投入市場。除非是那些尚未利用，又難以獲利的土地，而這樣的土地在深圳很少。
集體土地與國有土地不一樣，國有土地出讓政府理所當然的要獲得土地出讓金，而集體土地的各項權利歸村集體所有，政府如何從集體土地的出讓中分成，目前沒有規范。政府從集體土地的出讓中分成，需要一種區別於土地出讓金的新模式，深圳採取的國土基金就是這樣一種新的分成模式。但新的分成模式有待進一步探索。
汪利娜：這涉及到土地是否能夠同權同價的問題，也是一個利益分配的問題。這一分成的本質是政府代表其他土地所有者和農民分配利益，但還要注意政府分到的這些土地出讓收入要用在什麼地方。有些地方政府將土地出讓收入投入基礎設施建設，也有些地方政府用這筆錢來建造樓堂館所。
從學理上講，土地產權是由一系列相關權利組成的、可分解的“權利束”，那麼國家土地所有權的權威性也就不會總是絕對的，而是與其組合權利的實際構成相輔相成。從社會實踐發展的需要上看，其權力結構的分解過程將繼續下去。而從理論探討中我們也認識到，國家土地所有權的各項權能是可以、也應該在為了滿足特定社會需求時，與所有權適當分離，這在適當的制度保護下一般不會影響國家所有權的地位，甚至是充分行使所有權最合理、最有效選擇。
未來的土地改革，除了政府的推動，還要引入更多的市場因素。表面上看，政府從原集體土地出讓中分走50%或者70%有些多，但實際上一些集體土地的市場價值本身就不高，分成比例可以引入市場化的手段進行，比如劃定一些出讓條件或者建立一個談判平台。所以確權只是第一步，確權是為了給農民提供話語權。農民有了話語權之后還要建立一個對話平台，之后才能有效推動土地改革向前發展。
更多引入市場化思路
中國証券報：在推進城鎮化的背景下，土地改革應該解決的問題有哪些？
鄒曉雲：城鎮化是一種結果和現象，不是可以通過“造城”來實現的，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的一種結果。必須以經濟和社會發展為前提，否則很容易造成泡沫甚至鬼城等后果。城鎮化和工業化是不同的，工業化可以通過行政手段推動，城鎮化卻不同。
現在很多人認為通過推動城鎮化就可以盤活土地資產、拉動經濟增長，這樣的想法是不對的。在城鎮化過程中，土地改革的目的應該是消除現有土地制度中不利於土地資源優化配置的障礙，其次是要應對城鎮化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各種土地問題。比如城鎮化很有可能帶來圈地、侵佔耕地、破壞資源等現象，這些問題都需要通過土地改革來完成。在城鎮化的過程中，還需要做好土地的規劃和保護，有一些地是不能用作建設用地的，有些土地不能過快地進入市場。
對於小產權房、集體土地違規交易等現象，未來需要通過制度來化解，要分情況區別對待，不能搞一刀切。比如，現在有一種解決小產權房問題的方案是要限制流通，我覺得這不是一種市場化的思路，土地問題還是要回到市場化的軌道上解決。
汪利娜：在城鎮化背景下，土地改革會提速。在國外，城鎮化確實是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一個自然的結果。但由於中國實行市場經濟之前曾長期實行計劃經濟，政府一直都有較強的行政權力，因此中國的城鎮化離不開政府的推動。隻有得到政府的行政批復，各種基礎設施才能短時間內建立起來，這是中國改革的路徑依賴。因此在產業、人口等基本條件符合客觀規律時，由行政權力來引導城市的發展是一條可行的路徑。
在這一過程中，有一些農地是必須轉入城市的，集約用地就是一個必須遵循的原則。在行政強勢的前提下，很容易出現攤大餅、沖動發展等情況。在農民進城之后，還需要加強社會建設，讓農民成為真正的市民。不能讓農民失去土地之后又斷了生計。（記者 張昊）
(來源:中國証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