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中村調查：違建嚴重無序開發

　　圖卷式的城鎮化中國夢正在展開，圈進廣袤土地上一個個小城。新城鎮樣本不斷涌現的同時，大城市的改造之路仍漫長。在全國各地的不少大都市裡，高樓大廈背后，仍舊隱藏著成片破敗的平房區域，統稱為“城中村”。

　　北京是全國最早開始城鎮化的城市之一，有史可查，北京1994年試點首批城鄉結合部綠化隔離帶改造，市政府從2010年起加大力度推行城鄉一體化改造，計劃到2015年基本改造五環內的城中村。

　　然而，數據顯示，北京以每年至少50萬的規模在新增外來人口，持續位居全國第一的服務業規模對人力需求不斷上升，新增土地的速度遠不及人口膨脹速度。外來人口整體的低收入對城中村構成了巨大的消費需求，又進而推動城中村“開發”與生長。本報記者走訪了西二環笑祖塔院村、海澱區大有庄、四季青橋、豐台區馬家堡、小紅門等多處城中村，了解到外來人口聚居地人口倒挂現象嚴重、私搭亂建無序發展、環境惡劣以及鏟而又生等問題依然存在，亟待改造。除此之外，外來人口的制度保障是城鄉一體化更關鍵的一環。

　　倒挂嚴重

　　流動人口佔大多數

　　2012年北京市常住人口達2069萬多人，其中戶籍人口約1300萬人，與流動人口的比例不到2：1。而在“城中村”，這一比例少則1：5，多則1：8，甚至1：10

　　記者調查中發現，北京城中村主要有老城區內城中村和城鄉結合部兩種。用中國社科院城市與環境研究所研究員單菁菁的話來說，分別是“市民與外來務工人員混居”和“村民與外來務工人員混居”的狀態。房子以上世紀90年代翻新自建的磚瓦房為主，租金低廉，吸引了大批外來務工人員入住。而當地居民外遷，形成了區域人口倒挂現象嚴重的問題。

　　統計數據顯示，2012年北京市常住人口達2069萬多人，其中戶籍人口約1300萬人，與流動人口的比例不到2：1。而在“城中村”內，這一比例少則1：5，多則1：8甚至1：10，嚴重倒挂。被拆除之前，北京遠近聞名的馬家堡城中村在最高時住了萬余人，而當地住戶僅2400多人。旁邊的洋橋村規模相對小很多，據當地村民介紹，村裡隻有百來戶人口，然而每家蓋的2至3層出租房，有8至15間租給外來務工人員的，自家隻住1至2間。

　　如果說舊城區內還住著一部分當地人，城鄉結合部的城中村則是硬生生從地圖上冒出一個“村”，全部住著外來打工者。所謂的村也不過是幾幢灰牆白瓦的三層樓房。海澱區西北五環沿清河而建的出租公寓在地圖上顯示是一片綠化帶，走近了看，則有一條條坑坑窪窪的水泥小路通往各幢出租樓。推開院門，映入眼帘的是一條又長又狹窄的走廊，昏黃的燈光下兩邊各有12個房間，戶與戶之間隻有拳頭大小的距離。附近的租戶告訴記者，周邊幾排房子都是這種格局，一幢樓內有60多間房不足為奇，每間住1至2人。

　　弊端暴露

　　設施少公共環境差

　　城中村的存在讓城市過快發展、過度發展的弊端暴露無遺。過多的人口加上本就脆弱的地區基礎設施上，環境臟亂差等弊病幾乎成了城中村共有的弊病

　　北京，承載著美麗中國的夢想。殘留的巍峨古典建筑、宏偉瑰麗的現代樓宇，以及風格多變的各色藝術館、體育館，點綴在城市之間，在流光溢彩中為古都增色良多。然而，在繁華中也有不和諧的，城中村的存在讓城市過快發展、過度發展的弊端暴露無遺。過多的人口加諸本就脆弱的地區基礎設施上，環境臟亂差，垃圾滿地、污水亂流，治安混亂、公廁不足等弊病幾乎成了城中村共有的弊病。

　　以西二環外的笑祖塔院城中村為例，這個城中村幾乎佔據了城市最黃金的地段，聚居了近千戶外來務工人員，一條臭水溝、鐵絲網和一人多高的水泥圍牆就把這個區域和繁華大街相隔開來。圍牆內一片是堆滿瓦礫的半拆遷現場，另一片是蓋得密密麻麻的農民自建房，主干街道最寬處僅能通過兩輛車，道路兩側歪歪扭扭放著自行車或三輪車。村裡的牆上隨處可見“防火防盜防詐騙謹防煤氣中毒”、“社區內禁止燃放煙花爆竹”等標語，提醒著人們公共安全的脆弱。

　　又如北五環外的哨子營，作為中關村外來務工人員的大本營，村裡成片緊挨著翻蓋的三層平房。村口的電線杆上纏著一圈圈電線，胡亂結在一起，低到得彎腰躲過去。電線杆、牆上貼滿了單間出租的小廣告﹔風一吹過，村裡的公廁發出陣陣惡臭。平房冬天沒有暖氣，以燒煤取暖，窗戶上方有鐵皮做的白色通風管伸出來供通風。門窗上都安了鐵絲防盜網，部分人家還養了大狼狗。巷子裡沒有路燈，夜幕落下，隻有住戶和沿街店面的燈箱中透出的微弱光亮。

　　在朝陽區南四環小紅門地鐵站一出來，正對著一片廢墟廣場，各種買賣聚集於此。汽車在路邊發傳單的促銷員和集市人群之間緩慢穿行，不時發出尖銳的喇叭聲，混雜著人群的吆喝聲。小紅門村周邊沒有醫院，看病隻有社區門診或藥店買藥。村裡基本沒有娛樂設施，隻有網吧和一戶人家院門口的台球桌。而離小紅門地鐵僅一站路的舊宮，已基本完成了舊城改造，一大批新樓盤和學校等配套設施已經建成。

　　利益驅動 違建嚴重無序開發

　　一房東租了三塊地皮，將原來的平房翻蓋成兩至三層的水泥房。以每間房租金1000至1200元計，一幢樓48間一年租金近60萬

　　盡管條件惡劣，外來務工者進入城市的第一站往往是城中村。城市過高的房價和綜合生活成本，使得外來進城務工人員在收入較低的情況下，不得不尋找一片價格窪地。作為在城市中生活的過渡，城中村同時也保障了低廉的服務業勞動力供應。

　　記者在調查中了解到，北京城中村房租根據地段、條件不同每月在500至1500元，比周邊的樓房租金便宜1至2千元。而這些房子通常沒有暖氣，使用公共廁所和公共浴室，牆壁泛黑，屋內透不進光，長年需要開燈，隻有木板床和破櫃子等最基本的陳設。提起樓房，他們的反應往往是“那誰能租得起，電梯都要收費”。

　　也正是因為巨大的需求和利益驅動，才衍生了房東和外來開發者的瘋狂開發。

　　張鑫在中關村一家民營企業上班，目前租住在清河沿農民公寓。從他的口中，記者得知其房東就是開發者中的一員。他介紹說，房東五、六年前從大有庄村委會手裡租下清河沿附近這塊地，每年交一定租金。和另外兩個合伙人在頤和園和清華附近租了三塊地皮，將原來的平房翻蓋成兩至三層的水泥房，租給外地打工者。對於房東的收入，張鑫給記者算了一筆賬。以每間房租金1000至1200元計，一幢樓48間一年租金可收近60萬。而這些房子，出租時沒有合同，房東隻在租客交租時給一張房租收條。“合同對房東來說太麻煩了。”張鑫說。

　　事實上，這些大大小小的兩三層樓都是違章建筑，在拆遷規定中不納入補償標准。四季青鎮西坪庄村民李濤告訴記者，“這裡面涉及的利益太大，很難阻止。村大隊干部今天來檢查，我就停工。他走了我還繼續蓋，他不可能天天盯著。” 他介紹，西坪庄以及附近的黑塔村有近八成村民依靠“瓦片經濟”為重要經濟來源。

　　北京市政府在奧運前夕開始重點整治城中村，2005年整治了69個，2006年至2010年間，對171個城中村進行了綜合整治，鏟除了一批像馬家堡三期、小月河、唐家嶺、四季青鎮等外來人口十分密集、影響較差的重難點村。然而，記者在調查中發現，村民在城中村拆遷后的去向往往是附近的另一個村。張鑫也告訴記者，他所住的黨校地區馬上面臨拆遷，房東可能會到五環外重新找地再建房，“畢竟市場有這個需求”。

　　民生熱點 戶籍障礙有望破冰

　　目前，廣東省已經率先不分城鎮戶口和農村戶口﹔兩會期間，公安部透露正建立實施居住証制度，使長期在城市工作並連續居住、參加社保的流動人口有序落戶

　　比居住環境更難改變的是戶籍障礙。目前我國仍執行嚴格的戶籍制度和附著於此的屬地福利政策，使得城市居民與同樣居住在城市的外來人口在社保、養老等方面享受不同的待遇。除了不體面的生存環境，聚居在城中村的外來務工者往往受到戶籍制度等限制，社會環境也游離在城市主流之外。

　　在大有庄坡上村經營桶裝水買賣的吳阿姨，和丈夫、兩個小孩一家四口蝸居在20多平方米的門面裡。據吳阿姨介紹，八歲的小兒子在中關村一附小讀二年級，女兒已經五年級了。她留在北京主要是想讓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吳阿姨擔憂的是未來如果北京沒有放開異地高考，孩子就隻能回老家上高中。在她看來，“北京天天講素質教育，老家抓得緊，在大城市讀書的小孩回去肯定不適應。”

　　採訪中記者得知，吳一家人的醫保和養老保險都由弟弟在老家代繳。生病到附近的309醫院看，開藥之前，醫生都會問有沒有醫保，聽說沒有醫保，便會開便宜一點的藥。

　　對於涉及切身利益的社會保障，租在西冉村的金融白領孟塵看得很開，“交社保也只是給北京人增加福利罷了，我又帶不走，所以我要求單位給我上最低社保就可以了。”

　　當記者來到位於笑祖塔院村所屬的海澱區北太平庄街道了解外來務工人員生活狀況時，工作人員面有難色。他解釋：“戶籍問題、子女上學問題，真正讓人家有歸屬感的辦法是解決居民的切實問題。街道是政策的執行部門，並不是制定部門。政府沒有具體的措施，底下沒法做，基層隻負責落實。”他坦言，社區處於政府政策和居民夾板之間，壓力也很大。

　　可喜的是，制度障礙正在破冰。目前，廣東省已經率先落實了不分城鎮戶口和農村戶口，統一實行居民戶口的戶籍制度改革。據報道，以人口城鎮化為核心，並配套以戶籍制度、公共服務制度、人口政策等制度改革的中國城鎮化發展規劃有望上半年出台。另外，兩會期間，公安部透露正建立實施居住証制度，使長期在城市工作並連續居住、參加社會保險的流動人口公平公正有序落戶。

　　城市管控 人口分流勢在必行

　　雖然沒有准確數據可以說明北京市的人口數量已超過城市綜合承載力，但城市交通擁堵、霧霾頻發等社會問題，已經敲響了城市管控和人口分流的警鐘

　　有採訪對象曾感嘆，覺得“自己屬於這個城市，這個城市不屬於我”。據統計，2011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數達2018萬人，外來人口達742萬人，比2000年增長了近兩倍。單菁菁認為，目前北京集中了全國太多資源，導致這裡會有更多就業機會、發展途徑和賺錢的可能性，必然會吸引大量人口，使得城市急劇膨脹。

　　雖然沒有准確的數據可以說明北京市的人口數量已經超過城市綜合承載力，但城市交通擁堵、霧霾頻發等社會問題已經敲響了城市管控和人口分流的警鐘。

　　事實上，近年來可以很明顯地看到這種變化，廣州、長三角、京津和中部城市先后崛起。隨著沿海勞動力成本不斷提高，制造業向中部地區轉移，必然會吸引一大批人口。北京也在把外來人口向通州等衛星城分流，根據《北京市“十二五”時期城鄉市容環境建設規劃》，北京計劃於2015年前基本消滅五環內的“城中村”。另外去年3月，北京市“十二五”用地計劃規定北京市三環內原則上不再新增供應住宅用地，四環內原則上不再新增經適房項目用地。

　　單菁菁認為，“未來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區域間發展比較平衡，產業布局也會趨於合理化。”她建議，政府在引進產業時應根據本省的情況對相應企業制定傾斜政策，如人口大省對勞動密集型企業有政策優惠。另外，根據不同發展階段，政策制度設計應有相應調整來引導產業布局。

　　伴隨著產業轉移，就近城鎮化，放開中小城市戶籍限制成為未來新型城鎮化主流方向。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辜勝阻接受央視採訪時談到，就地城鎮化比異地城鎮化幸福感更強，同時能避免“候鳥式”人口流動帶來的巨大代價。

　　從政策到民間，似乎都在踐行這一思路。2013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特大城市和大城市要合理控制規模，充分發揮輻射帶動作用﹔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要增強產業發展、公共服務、吸納就業、人口集聚功能”。記者在調研中發現，外來人口對未來的藍圖模糊，但是在他們心中，始終有一個美好的信念，就是“攢夠了錢，回老家或離家近的城市享受生活。”☉見習記者 姜隅瓊 ○編輯 梁偉

(來源:上海証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