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婚率激增說明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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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豐

　　這是一組乍看令人錯愕，再看令人酸楚的數據：據上海市民政局近日提供的數據顯示，今年3月份，該市辦理離婚7080對，比2月份激增一倍還多。

　　這還並非上海一地獨有的現象。與之相似，3月份其他大城市同樣普遍出現離婚“狂潮”，譬如北京3月6日一天內離婚數高達1000余對，再譬如南京3月份辦理離婚4684對，達到去年同期2.4倍……

　　任何稍具常識者都不難斷定，大范圍內的離婚率激增遠遠背離生活常態，在其背后，必然有突如其來且勢大力猛的外來力量推動，才會導致足夠多的夫妻不惜違背公序良俗，不惜甘冒巨大風險，欺人且自欺地爭相投入“離婚”，甚至是“假離婚”。

　　堅立在上海市閔行區婚姻登記中心“樓市有風險，離婚需謹慎”的警示牌，有如《皇帝的新裝》中天真的兒童般直言不諱地揭示出這波“離婚潮”所為何來。房產與婚姻，至少對於不少夫妻而言，在“新國五條”即將落地前那段時間，極為荒唐地構成了“二選一”的恐怖命題。

　　在高達20%的稅率，以及或將高達幾十萬乃至上百萬元的稅款支出面前，空洞的道德說教無疑缺乏足夠的感召力。以上海為例，2012年，這座中國最發達城市的居民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尚且僅在4萬元左右，因此，這就實在由不得人懷疑，在不高的收入水平下（相對於稅款），新稅則制定者對於生活在現實世界中的普羅大眾，是否給出了太過於超脫的所謂“愛”的價碼呢？

　　我們固然不難舉出一千條理由，為個人住房轉讓所得稅等房地產調控政策進行辯護。但是，面對近期出現的離婚率激增，以及房產交易量倏忽上天、倏忽入地的現況，人們不禁困惑：政府的政策目標應否單純服從於“效率增進”等實用性取向？政府能否全能地預見到一切政策衍生的后果？

　　正如法學家德沃金深刻指出的那樣，“政府也不能宣布說，它的優越性地位使它能夠觀察到普通公民所不能理解的道德真理”。而包括離婚率激增在內的一系列活生生的事實其實就是在聲聲催促，歷時已逾十年之久，但至今未見實質性破局的房地產調控，以及所有一切類似於此服務於一個“好的”目標的政府行為，是不是應該沉下心來好好想一想，它們究竟應該做些什麼，它們不應該做些什麼，以及不能夠做些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