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纽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中国的‘北上广’人口聚集程度还远远不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日前在中山大学演讲中谈到,人口向大城市集聚是城市化过程的自然趋势,人口向大城市集聚从生产效率以及需求增长等方面,都能更好地拉动乡镇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降低城乡收入差距。他认为,“大”而“密”的城市化发展,更为符合中国的国情。
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统计预测,中国的城市人口,将于2030年突破10亿大关。周其仁也表示,在未来的5到10年内,中国城市人口将呈加速增长的态势。
然而即便如此,中国还是处于“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状态。2010年,全世界城市化率为50.9%,工业占GDP的比重为26%,全球平均的城市化率/工业化率为1.95。这一比例在美国为4.11,法国与英国则分别为4.11与4.09,而中国的这一数据仅为1.09。
周其仁谈到,城市化的相对滞后,使得国内需求远远满足不了国内的工业供应,因而国内的大量工业产品只能出口到欧美等地,“如此一来,金融风暴打击了西方的经济,中国的工业往往也是受害者”。
大城市更利降低收入差距
周其仁在演讲中提到,目前中国的三大城市北京、上海和广州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人口聚集趋势,但是程度上,与纽约东京,甚至是开罗等城市相比,还是远远不够。
根据调查,日本的大东京地区仅占其国土面积的4%,却集中了25%的人口,近40%的生产总值;开罗占埃及国土的0.5%,GDP超过全国一半。又如美国纽约,780平方公里的土地却集聚了1800万人口,创造了全美国10%的GDP。而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四城市的GDP相加只有全国的一成多。
“为什么在农村没人卖早点,城市却有人卖早点?”周其仁举例谈到,城市人口集聚,一个2000万人的城市,只要有1%的人买早点,便是一项很大的需求。而农村发散的人口显然是不能形成这种需求的。因而,人口向大城市聚集能够带来更为强大的内需。
他认为,大城市的高生产效率以及高需求,往往更能带动乡镇地区的发展,从而降低城乡收入差距。他谈到,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城市人口聚集程度极高的美国、日本等国家,城乡收入差距往往不大。
他表示,降低城乡收入差距的真正含义,不是地区总收入的平等,而是人均收入的平等。因而“大”而“密”的城市化发展,更为符合中国的国情,更有利于降低城乡收入差距。
广州扩大地铁修建 八九不离十错不了
不少地方盲目追求城市化,没有结合具体情况在当地建设了许多城市设施,在演讲中,周其仁针对中国目前各地的一系列“造城运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现在很多地方,进了城有乡村的特质,出了城有城市的特质。”他表示,这些现象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城乡一体化。
他谈到,由于这些“造城运动”的成品往往不能集聚足够的人口,使得土地城市化的速度快于人口城市化的速度,从而降低了城市的密度,“很多省城,甚至要将自己的面积翻一倍以上,这其实是一种反城市化”。
因而他认为,随着人口的集聚,资源也更多地集中到大城市中来。“人口密度大的地方,资源使用后才能产生更高的回报”。他表示,诸如北上广等人口集聚趋势明显的大城市,则应该给予更多的城市投资,才能保证这些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
他谈到,交通拥堵就有城市投资的需求,因而“广州扩大地铁修建,八九不离十错不了”。
大城市病要依靠人才来“医治”
针对大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将带来严重的“大城市病”的疑问,周其仁表示,目前北上广的确出现了一些“大城市病”,诸如拥堵、人员混杂、犯罪基数大等。但是他认为,“不光大城市有病,小城市也有病。”他说:“用一句不是很严谨的话来说,有病的大城市,也比没有病的小城市强”。
他谈到,“大城市病”的产生,主要出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能满足由乡入城的移民,城乡隔绝造成的后遗症仍然存在以及对“密度”的管理缺乏经验。
因而他认为,要解决城市病,不宜通过“反城市化”,抵制外地人进入北上广的手段。真正的解决之道,是培养高密度空间的管理理念,以及培养大量的相关人才,以填补一直以来,中国城市管理人才的巨大缺口。 文/记者徐静、李婧喧 通讯员吴才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