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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间人民网北京11月17日电（记者 吕骞）国际金融论坛（IFF）第九届全球年会于今日在北京召开。本届大会主题为：世界经济格局变迁与全球金融改革。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演讲中表示，坚持改革开放道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认真地、坚决地克服各种障碍，执行下去，我们经济的面貌很快会改观。
吴敬琏表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前，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储蓄对于投资的结余的一部分用进出口的方式让渡给发达国家，这种互补关系对于我们许多东亚国家和地区来说，在相当长时期里面变成了推动这些国家经济崛起的最重要的力量。但是，这种格局是不能持续的。外汇结余大量增加引起了资产泡沫的形成和通货膨胀压力的增加，资产泡沫破灭以后，就出现了危机。
他介绍，到了21世纪初期，我们已经认识到、感觉到这种模式不能长期维持。所以，早在1995年就提出来要改变这种增长的模式，要从投资和出口驱动的增长模式，转变到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增长模式，可是进展缓慢。
他表示，“十五”计划开头开得很好，城市化加速对整个经济发展是起着很大的积极作用。但随后各级政府利用手里掌握的土地资源，据说有几十万亿的投入，去发展那些产值大的，一般说来就是重化工业，“十五”计划就发生了问题。所以，“十一五”再次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主线。
吴敬琏表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各项制度，以便在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样才有可能加快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现在我们确实面临着一些困难，但是我相信只要能够认真地、坚决地克服各种障碍，执行下去，我们经济的面貌很快会改观。
他说，中国从一个提供制成品的所谓世界工厂、出口大国变成一个世界上也许数一数二的消费市场，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发展提供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也许就是我们能够为世界作出的贡献。所以，实现十八次代表大会的宏伟目标，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都是巨大的福音。
以下是演讲全文：
我今天讲一个题目是在世界经济变迁中的中国经济发展。我们会议的主题是讲世界经济格局的变迁，我就中国在这个变迁中遇到些什么问题，我们希望他向哪一个方向变迁，而且作一个预测。
我先讲一讲我对于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前旧的格局的理解。当然这个问题上是有不同意见的。在上世纪大概60年代以后，逐渐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就是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在消费主义和高福利政策的影响之下，许多发达国家储蓄率是不断地降低，所以，储蓄对于投资的缺口就变得越来越大。我们这些东亚的国家和地区，就利用了这种形势，促进自身的发展。利用这种形势，应该说带头的是日本，日本采取了各种政策措施，执行了一种出口导向的政策。用进出口，去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因为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在内，一直都是采取了用大量的投资去促进增长这样一种增长的模式。在这种增长模式下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投资率不断地提高，而消费率不断地降低。在消费率不断降低的情况下，就会形成国内的消费最终需求不足。
出口导向政策有人把它叫做新重商主义的政策，就用各种各样的政策来保持出口的大幅度的增长。这样就造成了一个不断增长的进出口。这个不断增长的进出口就弥补了国内需求的不足，就能够支持经济的高速度增长。在实质上，是把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储蓄对于投资的结余的一部分用进出口的方式让渡给发达国家。于是，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就是两类国家，它的储蓄对投资的失衡正好是相反的，对发达国家来说，是储蓄对投资有很大的缺口，而对于东亚国家来说，储蓄对投资有很大的结余。这样两个正好相反的，就像镜子里照相一样，正好相反的两组经济互相之间就形成一个互补的关系。这种互补关系对于我们许多东亚国家和地区来说，在相当长时期里面变成了推动这些国家经济崛起的最重要的力量。
但是，这种格局是不能持续的。首先是在东亚国家和地区，陆续地从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开始，一个一个地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比较典型的就是日本和我们的台湾省。因为这种成功的执行了出口导向政策，它在十年、二十年以后，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外汇结余大量地增加。外汇结余大量增加，为了维持本国货币的低估，中央银行就要不断地借助外汇市场收购外汇，保持本国货币的低汇率。于是就引起了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的大量增加和流动性的过分地增长。它就引起了首先是资产泡沫的形成和通货膨胀压力的增加。当资产泡沫破灭以后，就出现了危机，比如日本在1990年出现的资产市场崩溃，一直到现在，仍然没有能够得到恢复。我国的台湾省、韩国等等，都是重复了这样的故事。
到了21世纪初，中国也感到了这个问题的压力。资产市场的泡沫形成，摇摇欲坠。通货膨胀压力增加。所以，在东亚国家和地区来说，这种局面已经不能维持了。在中国，我们大致上在2003年、2004年就开始讨论。在2005年，我们就开始了外汇的改革。现在看来，虽然从外汇改革进行的状况看，还是进行的比较平稳，我个人的估计，在去年第四季度中国的汇率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大致上，我们现在的汇率水平是在均衡点附近。当然，这个不能完全取决于中国，也和其他国家采取的政策有关。更加使得整个世界金融体系发生重大影响的是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维持这种格局也是不可能了。这个镜像互补，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像东亚这样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的发展中国家或者说新兴的工业国来说，它造成的结果是货币超发，是资产市场不正常，泡沫化，泡沫的崩溃就引起了经济危机。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它的结果在形式上也很相象。
就我的理解，维持这个旧的格局造成的结果就是资产负债表的高杠杆化，过度的负债。当然，对于美国来说，因为它是一个国际储备货币，它的货币的超量发行能够为世界各国国际经济所吸收、所承担。对于欧洲来说，那么就是表现为高负债。其实2008年全球的金融危机，有的经济学者把它说成是一个资产负债表危机，我认为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这种格局不能维持，就使得在我们对应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它出现了很大的困难，一方面，从短期来看，需要增加流动性，但是，从长期来看，是要去杠杆化。这两个短期的和长期的目标之间是有矛盾的，于是就使得我们全球来对应金融危机的过程变得很艰难，会有很多起伏。
在中国来说是什么样的问题呢？中国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就是从短期来说，它需要增加流动性，可是这是个短期的对应方式，应该说我们中国的宏观当局，包括我们的中央银行和我们的财政部门，用短期政策来保持经济的稳定，应该说不打一百分，我看也可以打八九十分。但是，这个短期的应对不能够解决根本性的问题。
根本性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它的问题是增长模式存在着问题，就是说我们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从1953年，从苏联引进了它的一种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的主要特点就是用大规模的向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投资带动经济的增长。它就会造成一个问题，我们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一直都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投资率不断地提高。可能是现在我们的投资率接近于50%，这样的水平是世界所没有的。它就会造成消费的不足，最终需求的不足。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仍然保持了高速度增长，没有发生很大的问题，原因是因为我们用了出口导向，这样的政策很成功，它弥补了国内需求的不足。
但是，到了21世纪初期，我们已经认识到、感觉到不能长期维持。所以，早在1995年就提出来要改变这种增长的模式，要从投资和出口驱动的增长模式，转变到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增长模式。1995年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如果不能够在我们的增长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于增长的贡献，那么，这个长期问题是难以解决的。特别是碰到了全球金融危机。在发达国家，提高了储蓄率，降低了印钞的水平的时候，高速度增长就不能维持了。所以，它就会碰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当出口的需求、进出口的需求降低，怎么才能够维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呢？他如果不能提高效率，那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投资，继续提高投资率，那么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不断地提高投资率，消费率是不断地降低，需求就变得不足。需求不足解决的办法是增加投资，增加投资的结果是使得最终需求更加不足。就碰到了这样的问题。
所以，中国从长期来看，急需要改变这个增长的模式，要提高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对于增长的贡献。这才能够维持一个比较合理的、合适的增长水平。
我对于到底是10%、8%，还是7%的增长率，我认为这不是主要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是增长中哪一种因素的贡献更大。如果我们能够提高效率，对于增长的贡献的话，即使GDP增长速度低一些，也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问题在于，这个增长模式的改变虽然从1995年就正式列入了计划，可是，进展缓慢。
从1995年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列入我们的五年计划，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但是进展缓慢。我们是不断地总结为什么进展缓慢。1995年制定的“九五”计划，就是从1996年到2000年的计划，就决定了实现两个根本转变，其中一个就是增长模式的转变。“九五”计划因为是在一个大改革的背景下实现的，所以，应该说，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当时提了两个根本转变，一个根本转变就是从粗放的增长方式转变到集约的增长方式，另外一个根本转变是从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因为这两个转变是同时进行的，所以，应该说，“九五”计划执行的情况还是比较好的，经济效率有所提高。
但是，在“十五”计划好象情况发生了逆转。“十五”计划，应该说开头开得很好，就是本世纪初，城市化加速了，但是城市化加速应该说对于我们整个经济发展是起着很大的积极作用。
在城市化加速的情况下，各级政府手里都掌握了一个很大的资源，这个资源就是土地。大量的土地资源，各级政府去征购的时候，从农民那里征购的时候，是按照农业生产的成果计价的。而在城市的土地出售的时候，又是按照城市的土地出售的。于是各级政府手里掌握了一个非常巨大的资源。用这个资源、用土地和土地抵押来的贷款，据说有几十万亿的投入，去发展那些产值大的，一般说来就是重化工业。所以，“十五”计划就发生了问题。
所以，“十一五”再次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主线。对于如何来解决体制上的问题，最近几年来有很大的争论，基本上是两种方向。一种方向是要强化政府对于整个经济的管控，或者就是要加强国有经济对整个经济的控制。就是前一个时候说的比较多的所谓中国模式，支持中国模式的人们往往说中国模式的最大特点也是最大的优点，就是它有一个强势的政府。因为有一个强势的政府，所以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所以才会有北京奥运、高铁奇迹和有一些地方。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要坚持改革开放道路。看来，刚刚结束的中国共产党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这个争论应该说作出了结论。就是我们要坚持70年代后期以来对中国来说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路线，而且要进一步提高。所以，刚才我们戴行长和成思危先生都讲到，十八大作出的坚持改革开放的结论。
所谓坚持改革开放，它的方向是什么呢？代表大会说的很清楚，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各项制度，以便在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加快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这句话是胡锦涛总书记在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里面的话，从哪里转到哪里呢？实际上就是依靠投资和出口驱动的一种发展方式。现在各方面正在热烈地讨论怎么来进一步实现十八次代表大会提出的这个目标。其实这个问题已经从“十二五”以来，特别在我们的学术界有了很多的讨论。
现在我们确实面临着一些困难，但是我相信只要能够认真地、坚决地克服各种障碍，执行下去，我们经济的面貌很快会改观。中国面貌的改观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下的改观，对于世界经济来说，有什么意义呢？我想最重大的意义就是中国会从一个提供制成品的所谓世界工厂、出口大国变成一个世界上也许数一数二的消费市场，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发展提供一个很重要的力量。
所以，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也许这就是我们能够为世界作出的贡献。所以，实现十八次代表大会的宏伟目标，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都是巨大的福音。我的讲话完了。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