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既得利益格局的阻碍是改革的最大障碍

人民网北京12月29日电（记者 贾兴鹏）12月29日，在2012财经战略年会主题分会“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上，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财经院院长高培勇认为，既得利益格局的阻碍，拖住了改革的后腿。高培勇认为，当前如果具体到财经领域的改革，应该把研究的重点适时转移到如何启动，如何实施、推进的研究层面上。财税改革能不能成为下一步中国改革的突破口和主线索，同时引领和推动全面的改革，这是当下需要研究的一个事情。

谈话全文如下：

十八大之后，大家对于未来的期待，如果要排序，肯定排在第一位是改革，但对于改革的研究，我现在觉得其实可以应该分为两方面，一个方面是改什么，另一方面是如何改。关于改什么，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达成共识，我感觉我们研究的不说是足够充分，也是属于相当充分。未来中国向何处去，像今天刘伟教授讲到邓小平同志的规划，到2020年建成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讲过了，未来中国应该是什么样子，体制、格局、制度安排应该是怎样的走势，我们大家都知道。实际上连在大学里读书的学生，也能说出一二三来。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改，如何去实施改革，如何启动改革，如何推进改革是当前一个重点。

看到这一点，再看当下的中国，我觉得现在改革的实施启动和推进，其实面临的最大障碍是既得利益格局的阻碍，恰恰是因为既得利益格局的阻碍，拖住了改革的后腿，使得很多已经写进党的重要会议文件，甚至写进了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这样带有法律层面意义的改革措施，都难以启动，或者即便启动了，也会大大折扣。

我以为我们当前如果大家具体到财经领域的改革，应该把研究的重点适时转移到如何启动，如何实施、推进的研究层面上。本着这样一个思想，我想表达一种观点，就是说在推进实施启动方面，我们需要找到一个突破口，特别是突破既得利益格局的这种阻碍，这样一个突破口。那么这个突破口和主线索选在什么地方，也不完全是因为专业的原因，我的想法还是把它选在财税改革上，财税改革能不能成为下一步中国改革的突破口和主线索，同时引领和推动全面的改革，我觉得这是当下我们需要研究的一个事情。

为什么想到这样一个主张？我的理由，或者说基本逻辑大致有六条。第一，十八大报告当中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又讲，讲到矛盾观，一定有一方面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我想不用做更多的推理，在当前的中国，大家说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哪个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肯定是政府。所以政府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核心环节，这是一个理由。

第二，讲到政府改革，那么它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就是得让政府的职能做适应市场经济的调整，怎么来调整政府的职能？我们研究那么多年，会发现涉及到政府活动的主线索大致就两个，一个是事，就他做的事情，一个是钱。“事”实际上是政府职能的这种物的方面的安排，或者活动的安排，“钱”是政府职能履行的一个基础环节。涉及到政府和改革，一定说你该干什么，另一个说你干什么，我给你多少钱，就这两个线索。

这两个线索你得做选择，以哪个线索为主，你会发现涉及到事方面的改变，往往是正面，直接的。涉及到钱方面的调整，可以是迂回的、间接的。打仗的时候，你要直面往前冲，还没站起来就倒下了，如果迂回的包超，或者间接推进，说不定这能成功。所以我想如果政府的改革能选择钱的方面，迂回的间接推进，比如你做什么事情，我多给你钱，我把财政收入的增量向你倾斜，说不定有利于政府职能的调整。那么简单的说，就钱的方面的改革，是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能不能以财政税收体制迂回间接推进改革，这是第二个想法。

第三，把政府的改革放在一个平台上做区别，我发现这样一件事，如果论及财政职能、财政体制，和其它政府职能、政府体制之间的差异，我发现财政职能、财政体制具有一个特殊的品质，就是它最具综合性，这个最具综合性概括八个字，覆盖全面，牵动大部，什么意思？比如说中央政府的各项职能和省一级的政府职能做比较的时候，大家比如说在中央政府层面，都说发改委，小国务院实际上。但是发现发改委再综合，也只不过是把政府的经济职能加以综合，才能覆盖。可是说财政部，它再不综合，你会发现所有的政府部门的所有的活动，哪怕是很微小的一件小事，都得需要财政支出的这种支撑。所以你要找其中一个部门，说它的一举一动能牵动所有的政府部门的话，所有的政府职能、体制，那么非财政职能和非财税部门莫属，这是讲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

政府和民间的关系，你再去看，各个政府职能部门都和民间，不管企业和居民都会发生这样那样的联系，不管怎么样？任何政府部门除了财税部门，所发生的联系都是局部的，某一方面的。只有财税职能、财税体制和企业居民之间发生的关系，几乎是没有空白之地的。所有的人，你现在哪怕见到一个乞丐，他也是中国财政收入的贡献者，我不说是纳税人，任何人都不能逃脱财政收支的牵动，那么从最具综合性的角度讲，你只要把财税改革能够加以推进，事实上它所推进的就不是政府改革本身，而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

第四，中国迄今为止所走出的改革的道路，事实上就是以财税改革作为主线索通盘考虑。我们当年77级还在上学，上学讲改革，改革从何入手？分配领域，谁发起的？从哪发起？叫放权让利为主要，放什么权？当时是财政部门跟企业放财权，扩大企业自主权，给农村放财权，给老百姓让利润，放权放的是财权，让利让的是财政收入上的利益，或者财政支出上给老百姓的，所以通过这样一个改革，带动着整个分配领域的改革，使改革推向全面，所以这是第一阶段，前十五年。

后十五年，由放权让利走向自主创新，1994年的财税改革是一个标识，党的十四大改革，启动财税改革，财税改革包括税收制度改革、税务管理机构的改革，甚至包括赤字弥补方式的改革，等等多个方面。当看到财税改革牵动的内容，实际上是整个中国的经济、社会体制一个重构的过程，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今天讲改革进入第三个阶段，朝着建立成熟的市场经济迈步的时候，并且设定2020年建成这样一个目标的时候，那么我们从何入手？恐怕也只能从财税体制入手。

第五，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诸多难题。那么这些难题，你仔细观察，怎么破解？几乎所有难题都指向财税体制，而不是其它别的方面的体制。比如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体制，在现在分税制体制下，在现在的税收体制条件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很难提上议事日程。表面上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区域结构的问题。再比如收入分配的问题，大家对改革方案十分期待，到今天已经12月29日了，那么为什么改革方案那么难产？它和我们很多基础的制度建设不无关系，而且有很深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财税体制问题。比如说我们拿什么去实施收入分配的改革？当你发现初次分配领域的难题很难解决，当你发现政府能够直接掌控的领域，可以再分配的时候，你发现找不到可以下手的地方。

第六，我觉得到现在，我们看到一些曙光了，这就是目前正在推进中的，不要只看到税收层面的改革，而是整个财税体制的改革，甚至会带动整个社会的改革。第一，目前的营改增，涉及到营业税大概20%或多一点，到一定时候，至多到十二五结束，所有的营业税都变成增值税，地方的财政收支平衡能不能维持？现在的做法是国税局带地税局打工，在原营业税地盘上收获的增值税的收入，再如数返还给地方政府，但是这叫打酱油财政，所以必须重构地方体系。第二，当地营业税和增值税两个税种合并之后，两个税种如果其它不做改革，两个收入的占比就超过50%，这对中国财政收入是增加的风险。第三，刚才吴校长讲，分税制改革是经济领域的核心制度，我们现在分税制怎么分？不就是两个税种的分成，但有两个基座，营业税归到地方，增值税和所得税做分成，营业税也纳入分成领域，那你说这两个比例能否做调整？肯定做调整，当两个比例一旦做调整的时候，是不是整个分税制财政体制要重新构建？所以看起来，我们倒是可以很好的抓住营改增这个历史机遇，以此带动全面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