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社科院报告指出：拆迁村青年主动失业率20%

　　唐家岭，原本是海淀区西北旺镇的一个普通村庄。2010年前，它是北京城最有名的城中村，“大唐”绰号响亮。2012年后，它成为北京城中村改造的典型工程。

　　大亮，唐家岭村民，三十岁出头，无业，暂以开黑车为生。在被拆迁改造终结了“瓦片经济”后，像大亮一样，唐家岭的很多村民，都处于无业状态。他们或者在家赋闲，或者开黑车，拆迁补偿的现金和房产出租，让大亮和部分伙伴们选择了主动失业。

　　据北京社科院2013年底发布的《北京社会发展报告》中《北京市城中村改造中的农民就业问题研究》提供的数据，海淀区像唐家岭这样的拆迁村，年轻人的主动失业率高达20%。拆迁暂时让这些年轻人衣食无忧，但主动失业却是拆迁村可持续发展的隐患。

　　探因

　　经商老三样：饭店、百货和中介

　　物业或者保安，在唐家岭，村里能提供的就业岗位较为单一，这也是大亮他们不愿意就业的原因之一。

　　《研究》中透露，海淀区重点村拆迁改造是以村办集体企业拆迁为突破口、带动村民宅基地腾退工作的，并按照劳均50平方米用地的配置标准预留了产业发展用地，但是由于综合改造工作中涉及项目多，手续办理环节多，程序复杂，时至今日，除了部分产业项目获批开始启动建设，多数产业项目尚未启动，在造成集体经济收入下滑、影响农民收益的同时，也给农民就业造成了困难。

　　村集体经济本来应该是吸纳农村劳动力、解决农民就业的重要途径，但在唐家岭是缺失状态。

　　曾经拥挤嘈杂的唐家岭，如今，总给人一种冷清的感觉。特别是在冬季的白天，这里人少车少，只有光秃秃的树木矗立着，出奇的安静。村子的南侧，有一排商铺，多数仍然沿用着“大唐”或者“唐家岭”的招牌。商铺的商业形态也很简单，饭店、百货和房产中介。较有实力的本村村民是这些商铺的租用者，他们多数以家族的形式经营，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非常有限。

　　就业预期高但自身本事有限

　　海淀区重点村整治改造，按照村民宅基地1:1置换或者人均50平方米的住房标准进行，搬迁后的村民不仅获得了较高的拆迁补偿费，同时还可以享受经济适用房政策，有比较宽裕的安置房可以用来出租，因此拆迁村民短期内的生活不成问题，甚至出现攀比炫富的情况，滋生出好逸恶劳的风气。

　　记者在唐家岭一个房产中介了解到，村里像大亮这样分到五六套回迁房的人家不少。目前，“唐家岭新城”一套70平方米的两居室，月租金约有3000元，比做物业或者保安的月薪还高。

　　拆迁村的年轻人，一方面希望从事轻松而收入高的工作，另一方面囿于自身职业技能的缺乏，在职业市场中竞争力差，就业渠道狭窄，有能力承担的主要还是物业管理、绿化、服务业等岗位，就业预期与现实存在落差。

　　大亮就是典型，文化程度不高，此前只是打过一些零工，家里有房出租，也没有正经学过什么手艺，村里能提供的岗位本就单一，自己会做的就更少。与朝九晚五的工作相比，不如自己能掌控时间的“开黑车”更有吸引力。

　　数据

　　安排100个岗位只有20人上岗

　　唐家岭地区的整体腾退改造工程于2010年3月29日启动。2012年6月29日，唐家岭新村正式落成，首批30户村民领到了回迁新房的钥匙。

　　北京市城乡结合部改造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2008年12月，北京市委出台《中共北京市委关于率先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意见》，对启动北京市城乡结合部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作出部署；2009年，此项改革从2个试验点起步，2010年，市政府整体启动50个重点村的城市化工程，同步推进“城中村”建设治理；截至2012年底，50个重点村的改造已基本完成拆迁工作。

　　作为北京城市化进程的缩影，城中村的硬件改造成效显著，不过，城市化是一个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涉及体制转轨、机制转换、社会转型等方面，其中集体经济发展、社区管理、社会保障、居民就业等问题尤为显著。《北京市城中村改造中的农民就业问题研究》（以下简称《研究》）指出——就业问题是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农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在海淀区西北旺镇唐家岭村、土井村这些拆迁村，农民的主动失业现象严重。

　　西北旺镇政府为唐家岭村和土井村安排了100个就业岗位，但实际只有20人上岗；而有就业意愿的人也干不长久。镇政府针对唐家岭和土井的农民，曾经出钱办过一期专门的培训，对272名劳动力进行了7类岗位的培训，回迁过程中，物业公司只录用到110多人，大概占培训人数的四成，可这些人干不久也不干了，嫌弃工作挣钱少或者太累。据了解，这种主动失业的情况十分普遍，尤其是年轻人，失业率达到20%，即使是区政府出钱号召年轻人参加职业教育，也很少有人响应。西北旺全镇16个村， 22岁以下的年轻人只有7个人愿意去北京工贸职业学院学习，而最终坚持下来的只有3个人。

　　说法

　　物业和保安都不愿意干

　　2010年村子改造前，大亮家靠的是搭违建、出租房过活。那时候“大唐”是北京众多大学生毕业后首选落脚点，这里距离上地软件园很近，那些从事IT业的年轻人，很喜欢在房租相对便宜的“大唐”租房子。

　　2012年搬回新村后，大亮家拿到了不菲的现金补偿和5套住房。补偿款买了车后依然有结余；回迁房除了自己住，还可以出租。以前那些租住在此的大学生，现在多数变成上地软件园的小白领，因为地理优势，唐家岭即便涨了价，也依然是不错的租房选择。大亮觉得，衣食无忧的现状让他没了工作的动力。“村里也搞招聘，比如物业、保安之类的，但是，现在有多少人愿意干这些活儿啊，一个月才给2000块钱”。为了不让自己太闲，大亮选择了在附近的西二旗、上地地铁站趴活开黑车，上下班时间完全由自己掌握。

　　在唐家岭新村，像大亮这样的年轻人为数不少。

　　如今的唐家岭，已经完全见不到当初城中村的杂乱。道路宽阔、楼房整齐、绿化有序，封闭式的社区，配备了齐全的物业和安保系统，与北京城里那些商品房社区相比，从观感上已经不存在差别。

　　社区外的马路上，本村人老张穿着一身橙黄色的制服，正在清扫垃圾。老张今年50多岁，寒风把他的脸颊吹得显出了粗糙的暗红色，他说自己每月的工资大约2000元，“现在愿意干我们这活的年轻人确实少。做保洁的要么是我们年纪大的，要么是外地的”。

　　老张说，自己闲不住，一停下来浑身不自在。他还透露，同事中的外地人工资要比自己稍高，因为“外地人还要租房，本地人不用”。

　　在“唐家岭新城”社区门口，有个招聘广告，招聘的是物业收费员和保安。记者拨通了广告上的电话，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本地人确实少，招到了年纪也都偏大”。他透露，年轻保安一个月的工资约2200元。

　　破题

　　建设培训体系 开拓多种就业渠道

　　针对拆迁村年轻人失业率高的问题，《研究》也给出了一些建议。

　　如通过政策集成，集体土地“自征自用”，征地安置、定向出让等方式，留出空间保障农民就业；加快行政审批速度、给予相应的便利政策，尽快启动集体产业建设，为安置农民就业提供岗位。海淀区也曾为开拓拆迁村农民就业渠道做出尝试，比如自主创业补助参照城镇标准执行，乡村旅游、种植园之类的都算，农民交纳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自己的部分，企业承担的部分由政府补贴；灵活就业，即工作岗位、时间不固定的工作，比如月嫂、接送孩子等也参照自主就业给予补贴。2013年7月18日的《北京日报》就报道，唐家岭老村的冬枣种植园，就给村里农民提供了发挥特长的工作岗位。

　　除了提供培训和岗位，政府还应该探索途径加以引导，帮助农民合理理财、合理规划未来的发展方向，杜绝奢侈滥用现象，遏制农民由于手中拥有高额资产而滋生的好逸恶劳情绪，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针对拆迁村农民就业意愿低的情况，海淀区政府曾制定了鼓励措施。比如，农民不愿意参加职业培训，免费的也不去，觉得耽误时间，于是区政府在培训期间每天给予参加者几十元的补贴，从就业观念上给予引导和帮助。

　　《研究》认为，提高就业率的当务之急还是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对于年轻人要因势利导，在加强对他们就业意识教育的同时，结合年轻人的特点、兴趣和爱好，有针对性地设计培训课程，变传统的简单岗前培训为定期的现代专业技术培训。而解决拆迁村失地农民就业安置的根本举措，要将失地农民就业纳入城市就业体系，完成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对接，打破就业壁垒，保障农民权益，实现农民向居民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