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观察:治本待啃“硬骨头” 官员财产公开需破题

　　2013年，在高层“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厉声中，中国的反腐风暴引世界关注。但是反腐不能只看“成绩单”，贪腐案件背后折射出的监管漏洞，也亟待通过深层的制度革新填补健全。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反腐“治本”之路，诸多“硬骨头”待破题。

　　遏制住房腐败 官邸制如何见实效

　　“探索实行官邸制”，这一表述出现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虽然官方的表述不多，但是这句话随即被舆论解读为，官方有意酝酿官员住房制度的再次变革，给“以权谋房”釜底抽薪。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各方围绕“官邸制”的适用范围、推行方式等有着不同解读。随后，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解读文章称，官邸制是国际通用的高级官员住房制度。“为高级干部配置官邸，在其任职期间配偶及子女可以一起居住；一旦调离该岗位应及时腾退，由下一任高级干部居住。”

　　去年11月公布的中共发布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将修改完善领导干部住房、办公用房等方面的党内法规制度”亦被写入其中。

　　官方频频释放改革信号之后，中国的“官邸制”将以什么样的路径和轮廓面世？如何全面清理处置官员现有住房？由于主要针对高级干部，官邸制如何回应民众对于“小官巨贪”的痛恨？一系列问题值得期待。

　　长期研究官邸制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就此撰文表示，“官邸制”的制度设计必须完善而具体，实施方案必须包括明确范围、资格条件、使用规章、退出、建设资金、标准、所有权等信息。

　　汪玉凯建议，官邸制的适用对象不一定只与官员的行政级别挂钩，主要是从国家尊严、工作性质、工作需要、有利于廉洁的原则出发。

　　分析称，官邸制的推进，需完善缜密的配套措施跟进。此外，官邸制毕竟只是反腐制度体系中的一环而已，亦非遏制住房腐败的万能之策，遏制住房腐败需要更为透明的信息公开，更为有效的监督渠道。

　　铲除外逃贪官“预备队” “裸官”监管之难待解

　　去年，广东广州、湖北公安、湖南醴陵相继出现官员“失踪”现象，引发公众对于官员“外逃”问题的再度关注。如何有效监管那些配偶和子女均在国(境)外长期居住，而自己在国(境)内担任公职的“裸官”，再度备受社会期待。

　　长期以来，“裸官”背后潜藏的腐败隐患被舆论热议，“裸官”群体也被喻为外逃贪官的“预备队”。

　　2013年，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腐败案引来全社会聚焦。而据媒体报道，张曙光的妻子早已带着孩子移居国外，并在国外买房、开公司，张曙光在原铁道部素有“裸官”之称。

　　有评论指出，“裸官”现象屡次出现，与领导干部思想堕落、自我约束不严不无关系，但深层次上，却揭开了现行用人机制和干部监管体制的漏洞。

　　近年来，包括规定“‘裸官’不得提任党政正职”在内，地方性的“裸官”监管探索在多地进行，尽快出台全国统一的制度措施也被舆论呼吁多年。

　　去年12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成员、中纪委研究室主任李雪勤透露“将制定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岗位管理办法”。此后公布的中共惩防腐败体系新的五年规划，亦证实了制定对于“裸官”的监管制度已纳入官方制度反腐的顶层设计。

　　新政信号已经发出，如何从制度上堵住“官跑跑”的后路又一次引来社会期待。如何界定“裸官”监管对象范围？如何让隐蔽的“裸官”真正暴露？新的一年，公众的这些疑问有待制度回应。

　　新官上任先“晒”财产 官员财产公开需破题

　　无论是遏制住房腐败、还是加强“裸官”监管，有专家认为，这两项工作其实都取决于官员财产的制度化公开程度。因为，面对一个不提供任何信息或提供虚假信息的官员，谁也无法一眼看出他是不是个“裸官”，更无法掌握他的住房情况。

　　2014年新年第一天，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范忠信在杭州南湖边爬行一公里。一年前，他在微博预言“2013年里，除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外，其他所有省市会实现县乡级公务员财产公示”，赌输的代价则是“罚自己爬行一公里”。

　　有分析称，表面看来，这是一次不经意的网络戏谑，但却折射出舆论呼吁多年的官员财产公开在政策层面的艰难探路。

　　2013年11月，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刊文提出“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财产、出国(境)等有关事项公开制度的试点”。2014年开年伊始，中组部即表示，将对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进行随机抽查和重点抽查。重点抽查中包括4类重点核查对象：拟提拔人员、后备干部人选(重点是厅级)、群众举报对象等。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官方上述系列举措被舆论解读为“官员财产公开或将迎来破题之年”。而对于破题路径，汪玉凯接受采访时分析，“新提拔的领导干部在重要岗位上，开始搞试点示范，下一步就是推开，慢慢扩大制度的实行范围。”

　　1987年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在中国国内首次被提出。此后26年间，这一制度一直被舆论视为“防腐利器”，不断撩拨着公众的神经。如今，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已经开启，这一制度能否就此迎来“破题”，这无疑是2014年中国反腐“治本”的一大看点。

　　根治“车轮腐败” 公车改革待出细则

　　新年伊始，江西新余、四川五粮液集团的大规模公车拍卖引来舆论聚焦。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公众期待多年的公车改革迎来了标志性结点。

　　2013年11月25日，《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公布。条例规定，“坚持社会化、市场化方向改革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公务用车实物配给方式”，并明确指出“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官方的这些表述，被专家称为“公车改革方案终于尘埃落定”。

　　从1994年中办、国办联合颁发《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算起，中国的公车改革已经走到第20个年头。其间，虽然地方性的公车改革探索不少，但一直以来，关于“官员坐骑”的改革虽备受关注却举步维艰，难见实效。社会上对于“车轮腐败”的诟病之声不断。

　　针对此次公车改革国家方案的出台，不少专家认为，相较于以往修修补补的办法，此番“条例”算是史上最明确和最有力度的纪律条款。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乔新生撰文分析，此前全国各地出台的公车改革方案，多以提高普通公务人员的福利待遇为结果。此次公车改革釜底抽薪，取消一般公务用车，普通公务出行由公务人员自主选择，实行社会化提供。

　　但是，乔新生同时指出，“在交通补贴政策尚未落实之前，我们还不能盲目乐观。说到底，这是党政机关的自我改革，当改革触及既得利益的时候，必然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障碍。”

　　“交通补贴会不会成为隐形福利”“公车拍卖会不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等等，虽然遏制公车腐败的探索值得肯定，但是网友对于当前各地试水的公车改革亦心存疑虑。

　　正如专家分析，国家层面的公车改革总路径规划后，操作层面的方案细则和监管措施，直接关系到改革探索的成败。持续存在20年的“公车沉疴”能否迎来一场釜底抽薪的改革，这不仅是民意期待，更关系到政府社会公信的塑建。(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