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禁令或剥夺公务员超国民待遇 含金量萎缩

近来，伴随着中共从严治吏的纵深推进，“公务员涨工资”相关话题持续引爆舆论。其实，当下公务员的牢骚已远不止于薪资待遇方面，人际关系复杂、晋升体系不健全等沉疴，也成为这些“体制内人”的困惑。从公务员不好当的集体呼声，到辞职下海的个体行动，囊括700万成员的中国“金饭碗”一族，正在经历着五味杂陈的痛与痒。

“从严治吏”撩动的痛与痒

“去年全年的过节费都取消了，而往年大概在3500元左右，这对于收入水平较低的西部公务员来讲，是一笔不小的经济来源。”甘肃省某市税务局科员严开向中新网记者谈道，此外，月饼等一些和节日有关的礼品也不再发放。

在交通运输部某直属海事局工作的葛星谈道，2013年，自己的基本工资有所降低，一些正常的加班费被扣减，津贴大不如前，过年过节的米、油等福利也消失不见，“我们单位双职工家庭的收入基本降至往年一人的收入水平”。

这并非孤例，福利减少成为中国公务员的年度记忆。刚刚过去的一年，伴随十余道中央禁令的颁布，公务员系统内叫“苦”声日渐高涨，其中不少人声称各种福利和收入明显减少，涨工资的集体诉求再次被舆论聚焦，争议四起。

部分福利取消、隐性收入减少，这无疑戳中公务员群体的痛点。连日来，不少青年基层公务员发帖称，一大群基层公务员薪水低、压力大、被误解。近期一项涵盖中国东、中、西部100位公务员的调查也显示，有93位受访者表示“公务员不好当”。

中共从严整顿吏治，戳中公务员痛点的同时，也撩动一些公务员的“痒点”。上述调查显示，部分人甚至开始考虑离职转型。而事实上，广东等地一些公务员已经离职下海。有观点甚至指出，这或将引发新一轮公务员辞职潮。

观察人士认为，这一论断虽有炒作之嫌，但“公务员不好当”由一开始的矫情已逐步成真，中央禁令逐渐剥夺了公务员群体的“超国民待遇”，让其“含金量”不断萎缩。

外媒指出，中国公务员的“不好当”是惯出毛病后的撒娇。中国官场“规定”不断，无非是对权力属性的回归，官员的违法违规“好处”到了自我了断的时候。人民日报连续三天刊文指出，其实是“让贪官不好贪，庸官不好混，坏官不好受”。

“公务员群体灰色收入确实比较多，过去由于管制比较宽松，所以问题没有凸显出来。中央八项决定严格贯彻之后，一些被掩盖的深层次问题就慢慢浮现出来。”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向中新网记者分析。在他看来，公务员管理尚需更为严格的制度约束。

公务员薪酬调整的制度性缺陷

在近日召开的地方两会上，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呼吁给公务员加薪。但这并没有获得太多认同。媒体日前抽样2000条网民发言显示，反对公务员涨薪的意见超过半数，占据62.3%。这与“超半数公务员认为自己工资待遇低”形成鲜明对比。

“中央出台各项规定和禁令，并不是去限制和降低公务员的合法收入，而是规范公务人员的收入和职务消费等，与公务员涨工资没有必然联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人力资源研究室主任高文书指出，不能说国家不允许腐败、不允许有灰色收入，就必须要提高公务员工资。

其实，每一次有关公务员涨工资的呼吁，几乎都会引来社会舆论的一片质疑之声；而长时间不涨工资，又在公务员群体内部带来一片抱怨之声。

对此，高文书向中新网记者谈道，这是因为在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背景下，舆论担心会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同时，很多人都认为公务员已是高收入群体，不仅工资高，还有一定灰色收入，不应给他们提高工资。

“如果涨工资的话，就应该剥离其他一些不应该享受的福利。”国家行政学院社会与文化学部副主任马庆钰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指出，这是一项配套的系统性改革。

不少基层公务员指出，反对公务员加薪，是把“贪官”和“公务员”混为一谈。高文书也表示，“在讨论公务员工资问题的时候，要依据客观事实说话，不能主观臆断，更不能将公务员和贪腐的官员等同起来。”

“实际上，目前我国公务员工资仅仅是与社会平均工资基本持平而已。而且从变化趋势看，近年来公务员工资是相对下降的。”高文书列举了公务员薪酬在全部19个行业中的排名，2008年为第8位，2009年为第9位，2010年为第11位，2011年已下降到第12位。

“近年来我国物价、房价和社会平均工资都上涨了很多，但公务员工资基本没有调整，这显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相符。”他举例说，2003年中国公务员工资相当于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1.10倍，2007年为1.12倍，但2010年只有1.05倍，2011年进一步下降到1.01倍。

“这表明，公务员工资并没有随社会平均工资的上升而同步提高。”在高文书看来，中国公务员薪酬制度的主要问题是，至今仍没有形成公务员工资水平调查比较机制和动态调整制度。

公务员群体的体制内困惑

其实，当下公务员的牢骚已远不止于薪资待遇方面，晋升无望也成为这些“体制内人”的集体困惑。

“公务员的晋升通道很窄，基本上只能在本部门‘向上走’。想要升职的话，一方面要排队熬时间，另一方面还要赶超同级的同事。至于如何赶超，很大程度靠的是和领导的关系。”严开给自己8年时间，希望能升一级，在他看来，这已经是比较乐观的预期。

汪玉凯指出，目前，公务员晋升的公平竞争机制还没有得以真正体现，一些地方仍然存在任人唯亲的官员选任现状，这影响了公务员群体的工作积极性。

除了晋升的压力，复杂微妙的“办公室政治”也成为公务员群体不得不面对的一大困扰。受访的大部分公务员坦言，这是一项劳神费力的“额外任务”，导致部分人“只唯上不唯下、只唯权不唯民”。

李杰曾是江苏泰州的一名公务员，在他看来，相比于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的人际关系更为敏感，晋升压力使同事之间明争暗斗，依年龄和地域形成各种圈层，外地人员常会深感处境艰难，而和领导相处的诸多门道，也让性情耿直的自己苦不堪言。

“有报道说，落马贪官记不住谁送了礼，但对谁没送礼记得很清楚。这虽有点夸张，但有时候就是这样。帮领导擦桌子、打水等勤快的，就会受到重视，分配的任务轻松简单，要是稍微怠慢一点，可能会被有意无意为难。”他说。

去年年底，李杰辞去公职，回到老家山东成为一名教师，“以前做公务员时，别人都当我是干部，很能满足虚荣心，现在做了相对普通的老师，虽然地位不如以前，但工作环境简单，感觉舒心很多。”

分析指出，一些有才能的公务员得不到应有的赏识和待遇，反映出当前干部体制改革的紧迫性。1993年，中国开始实施国家公务员制度。20年来，从“铁饭碗”到“金饭碗”，这一群体备受追捧，迄今已有700余万成员。分析指出，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在从严整顿吏治的过程中，如何完善公务员管理体系，既不失之于宽，又不偏执于严，值得深思。(完)

(原标题：“金饭碗”的光鲜与暗淡：公务员群体的体制内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