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北京3月22日电(记者 杨迪)3月22日-24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4”年会在京召开,本届论坛以“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国”为主题,围绕新型城镇化、财税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建设、开放型经济体制建设、国企改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探讨。瑞士再保险公司董事长康浩志在出席“2014中国发展高层论坛——透视政府债务风险”时表示,我们需要针对不同的市场分析其公共部门的债务风险,不能以孤立的方式来看待公共债务情况,一定要分析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
康浩志称 ,不久前给政府的借债行为是认为无风险的,并且认为会带来无风险利率。金融市场曾经将公共债务作为主要的基准用来衡量其他资产类别的信用风险。
2009年发生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打破了对政府债务的信任,导致对公共部门借贷行为更严格的审查,已经证明向政府借债不是无风险的了。美国在2011年8月丧失AAA评级,突然之间财政整顿成为了流行术语。过高的债务被称为衡量经济的指标。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公共债务风险,但是我们首先需要询问的是为什么看似普通的2009年、2010年欧洲债务负债,突然间就成为全球经济危机的源头呢?值得注意的是2007年之前很多欧洲经济体的公共部门债务并不存在问题,比如说爱尔兰、西班牙公共债务负担非常低,而爱尔兰之前只有25%,而现在是120%。西班牙当时也只是36%,而现在是100%。导致所谓的欧洲五国,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公共部门债务膨胀,导致引发主权债务危机的因素很多。
他表示,由于经济增长趋势比较低,本来看似可以承受的预算规模突然间就变得过大,过度的信贷增长也使得资产和金融泡沫不断扩大,尤其是建筑部门。因此单一货币制度制约了货币贬值的措施。市场也从良好的均衡变为不良均衡的状态,良好的均衡状态下欧洲主权债务预计不会发生违约事件。在不良状态下市场会考虑政府的违约率会上升,会完全避开政府债务,因此债务状况变得无法持续。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银行业的脆弱性,2008年以来这种脆弱性已经成为危机的源头,导致了公共部门债务极具增加的主要因素。在一些欧洲市场虽然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了融资成本,但是银行面的资产负债状况十分脆弱,这使得引债加重了经济衰退和债务情况。
与此同时为了控制风险蔓延,政府不得不吸收金融部门的部分债务,导致了公共债务显著增加。这些都表明了公共部门的债务有误导性,虽然目前的债务水平比较低,处于可控的区间范围内。但是外部的突发性事件和结构性失调会迅速破坏这种均衡态势。我们如何管理债务呢?这是我最后一个要点,对于很多方面来说都是重要的话题。2007年债务杠杆有所提高,特别是美国、欧洲和日本,还有亚洲。2007年亚洲不包括日本总债务占GDP比例是149%,到了2013年增加到了211%,这仍然是低于欧美的债务水平。回顾欧洲的经历,我相信其公共部门债务增加的风险需要放在更宽泛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考虑。包括欧洲的通缩和人口老龄化,通缩使得管理公共部门债务的动态过程更加复杂化,因为民意的GDP增加将放缓。人口结构变化虽然是潜在现象,但是也在增长和储蓄水平有负面影响,从而使债务问题更加难以轻松解决。
康浩志认为,这些观点对于亚洲和中国都具有意义,比如说亚洲从2012年初开始生产者价格指数开始下降,这一情况类似于2009年、2010年次贷危机最严峻时期。 北亚地区也面临人口迅速老龄化的挑战,因此我们需要不同市场,要针对不同的市场分析其公共部门的债务风险。结论就是我们不能以孤立的方式来看待公共债务情况,一定要分析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