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改革”必将带来“大变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顺应历史的要求，开始了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的全面改革。这些改革必将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机制以及宏观经济的走势产生基础性的作用。

    短期内，“大改革”将在打破传统的利益格局和资源配置的方式，对现有的生产体系，特别是对投融资体系和政府经济管理运转模式带来冲击，从而导致政府消费、各类投资速度出现波动；

    中长期内，“大改革”将重构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优化资源配置的效率的基础上释放改革红利。因此，充分考虑“大改革”带来的冲击，对于分析中国宏观经济中短期经济增长趋势变得十分重要。

 

一、“大改革”带来的短期宏观经济冲击

    2014年将是中国全面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行结构性改革的第一年。因此，2014年将是近20年来政治、社会、经济最为复杂的一年。

    第一、“大改革”重构坚定改革信心。“大改革”对于2014年宏观经济影响最为正面的影响将是印证“全面改革”、“强力改革”和“真改革”，消除社会各界对政府改革决心的猜疑，从根本上重树市场信心。这种信心的重构在目前周期转换的关键时点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大改革”对投资在短期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对消费支出和消费信心的提升带来正面影响。“大改革”将在短期内对于2014年的宏观经济变量产生不同方向的影响。

    对于投资而言，三中全会的各项改革举措有13个方面将对固定资产投资产生直接影响，其中前9项将对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产生积极的影响；第10项房产税的推广将对房地产产生压制作用；第11-14项将严重压制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的投资。由于民间资本的上涨和国有企业投资的下降具有一定的政策滞后性，而政府投资的下降与改革的同步性较强，很多措施难以在短期中推出，而政府改革可能具有先导性。因此，我们判断，“大改革”在2014年对于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从总体上将有轻微的压制作用，即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投资的下降较为明显，外资进入将有一定幅度的上涨，民间资本的进入也有一定幅度的上升，对房地产投资的影响可以忽略，但难以抵补政府投资下降的幅度。总体而言，改革对投资的作用在短期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在中长期有强烈的释放效应。

    对于消费而言，“大改革”有8个方面对消费产生直接的作用。其中前六项都将对消费支出和消费信心的提升带来正面影响。因为这些举措都会对增加居民未来的收入和公共服务，降低未来收入和生活支出的不确定性，降低民众预防性储蓄的水平。但这取决于2014年对这6项改革推动的进程。但对消费产生强烈抑制效应的是第7和第8项，即财政公开、反腐倡廉、四风整顿、群众路线以及八项政策等举措的常态化，将大幅度减少公款消费、政府消费、高档消费、假日消费和婚丧消费。因此，从总体而言，改革对于2014年的消费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而在中长期有强烈的促进作用，并逐步推动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

    对于出口而言，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无疑是利好的。但是新体制更多的是从要素自由流动、金融与资本管制的开放等角度展开，对于投资的影响较大，如果考虑国际投资和国际化生产体系对于短期出口和进口具有一定的替代效应，贸易的便利和服务贸易的开放所带来出口增长可能被抵消。当然，应当重点强调的是：1）服务业的开放可能增加中国服务贸易的赤字，因为在服务贸易方面中国并不具备竞争优势；2)汇率市场化的改革可能导致2014年人民币进一步升值，从而对出口带来一定的抑制效应。所以从总体而言，无论是短期还是中期，改革都难以对中国出口带来根本性的冲击。2014年改革对于中国贸易状况的影响可以忽略。

    对于价格指标而言，改革带来的影响较为明显。对于物价而言，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价格改革将全面改革以往价格形成机制中存在的扭曲，因此价格释放将形成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压力。

    房地产是关注的焦点，很多人希望三中全会的改革会对平抑目前持续高涨的房地产价格有所举措。但事实上，三中全会的大改革只有三个方面涉及到房地产：一是房产税的立法与推进；二是土地市场的改革；三是城镇化和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前两个方面对平抑房地产价格将起十分关键的作用，很多人认为这将刺破中国房地产泡沫。但必须明确的是，由于房产税依然处于试点与立法的阶段，并且征收的力度较小，而土地改革是一个极其复杂和漫长的改革，即使对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可以直接进入城市建设的改革可以及时推出，但集体建设用地的规模依然要受制于政府的规划，土地供给并非在短期中就会大幅度放量，土地价格也难以在短期出现明显回落。同时，虽然农村土地改革精神暗含了小产权房转正的合法性基础，但对于小产权房的改革，不同部门和主体存在的分歧太大，即使出台，其改革进程应当大大滞后于农村宅基地改革以及建设用地市场化改革。城镇化的加快和深化是导致2013年城市住房价格上涨的核心原因，在新政府上台时已经形成了明显的市场冲击，因此，三中全会关于城镇化加快和深化的改革措施在2014年将进一步引导房价上涨的预期，并随着农民工市民化实质性的推进，城市住房供求缺口将进一步加大。所以从总体而言，围绕房地产的深层次改革是渐进的，难以在短期快速提升城市房地产的供给，从而难以在短期从根本上取得平抑房价的效果。因此，我们判断，三中全会的各项改革不仅不能再短期中产生“刺破房地产泡沫”的作用，反而在城镇化加速的作用下形成房地产价格上行的预期。因此，三中全会关于房产税改革的推进、土地改革的实施应当适度加快。同时，2014年房地产价格的平抑必须落脚到房地产供给的放量和现有土地供给的放量之上。

    利率市场化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从中长期来看对于资金成本的降低有明显的作用。但是由于金融主体的多元化、市场层次的多元化需要很长的时间，存款利率市场化初期带来的是商业银行对于存款吸收的恶性竞争以及存款成本向贷款需求方的强劲转嫁。因此，企业的财务成本在2014年不会下降，特别是传统的银行贷款大户将受到明显的财务冲击。从世界各国银行利率市场化的经验来看，存款市场化的初期很可能出现资金市场的波动、金融竞争秩序的恶化和银企关系的恶化，这也决定了在市场利率上扬中金融监管和货币调控的压力在2014年将大幅度增加。

表1：“大改革”对于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

TFP的改善	1）现代市场体系的完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2)利率、汇率、资源以及服务类价格的全面市场化；要素的自由流动、 3）政府职能的转变,寻租空间和交易成本大幅度下降 3）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新型创新体系的构建； 4）劳动力市场的改善，结构性失业和摩擦失业减少；
投资	1）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提振非公经济主体的信心，促进民间资本返流和国外资本的进入； 2）混合所有制的推行和发展、国有企业改革提高民间资本投资空间； 3）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 4）向外资开放服务业，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资本项目对内对外自由化； 5）投资审批权限的废除与下放，市场准入建立负面清单制度，可以降低投资成本； 6）降低社会资本进入文化领域的门槛； 7）扶持创业的优惠机制建设； 8）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和土地市场改革将提高土地供应和房地产投资； 9）股票发行制度的改革，企业资本金获得充实； 10）房产税推进对房地产投资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11)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政绩评价体系的调整，政府投资冲动和投资饥渴症将得到抑制,政府投资项目大幅度减少； 12）转移支付增长机制的改革，逐步取消竞争性领域专项与地方资金配套； 13）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的提高，将降低国有业企业的投资能力； 14）城市建设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变化
消费	1）收入分配改革：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橄榄型分配格局的形成将改变未来收入预期和提振消费信心。 2）社会保障的全覆盖将增加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收入和公共服务消费； 3）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将减少中低收入群体的所得税负； 4)农村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城市建设，个人享有更多的土地增值收益，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将使农民获得更多收益和资本； 5）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将大大提升这些转移人口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提高该类人群的消费水平； 6）人口政策的放开将从中期降低储蓄率，提高消费； 7）财政公开、反腐倡廉、四风整顿、群众路线以及八项政策的常态化将大幅度减少公款消费、政府消费、高档消费、假日消费、婚丧消费； 8）消费税的提高，将降低高档商品的消费；
出口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1）服务业的开放； 2）自由贸易实验区的推进； 3）资本项目开放； 4）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
价格	物价	1）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 2）资源税改革； 3）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农业生产能力和价格形成机制的稳定性
	房价	1）  房产税的立法与推进； 2）  土地市场的改革； 3）  城镇化和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
	利率	1）  利率市场化； 2）  存款保险制度建设

    第三、“大改革”对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产生约束。“大改革”将引发一系列的震荡，要想“大改革”顺利的实施一方面需要强力的政治实施力量，但另一方面还需要采取各类辅助性政策来对冲改革带来的社会经济的震荡。因此，宏观经济的稳定在推行“大改革”的进程中十分重要。具体表现是：

    1）对于就业的稳定有刚性要求。经济稳定、社会安定的核心在于就业的稳定。2014年新增长就业如果确定在1200万，所需要的经济增长速度在7.1%即可（在服务业增加值增速维持在8.3%的基础上，GDP只需要7%增速即可保证1200万的城镇新增就业0。但考虑2014年大学生与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之和能够超过1200万，如果要维持目前的失业率水平不急增，2014年的新增就业目标应当维持在1300万。在目前服务业增加值增长8.3%，第一产业增长4.0%的假设条件下，第二产业必须增长8.1%左右，而GDP需要增长7.9%。因此，如果我们要将明年就业设定目标区间为1200万-1300万，那么GDP增速的区间就应当设定在7.1%-7.9%。如果取平均数的话，明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不应当设定在7%，而应当是7.5%。

表2  2014年三次产业增速及就业创造效应预测（以服务业8.3%为基础）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GDP占比（%）	9.5	43.5	47.0
增速（%）	4.0（推测）	8.1（只要达到）	8.3（假设）
新增就业（万）	——	350	830
合计城镇新增就业（万）	1300
GDP增速（%）	7.9

    2）对于收入增长的要求。“大改革”的合法性和群众的基础建立在大多数民众在改革中获得福利的改进，最为核心也最直观的指标就是收入的增长，民众收入的提升能够使“大改革”获得更多的支持，而收入增速的回落就会带来更多相关利益者对改革的反对。中国过去35年中的两次大改革之所以能够快速推进，不仅与邓小平同志的政治权威有关，更重要的是相关改革马上带来了民众收入的快速提升。

图1：“大改革”都需要收入增速提升的支持

    1978年的改革使1979年-1980年的城镇居民收入增长17.9%，1992-1993年的改革带来1994年城镇居民收入达到历史最高点35.6%。2013年改革的呼声达到高点，不仅与宏观经济深层次的各种矛盾显化有关，也与2013年居民收入增速回落密切相关——1-9月中国居民实际收入增速较2012年同期下滑了3个百分点。因此，政府要赢得2014年大改革开局之年的顺利进行，必须遏制居民收入增速回落的趋势，使收入增长速度有一个明显的反弹。如何才能使收入增速有明显反弹？第一、就是GDP增速不能有明显回落，如果GDP增速回落在7%以下，那么居民从初次分配中获得的收入实际增速应当会低于7%。第二、就是收入分配改革力度应当有所强化，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1993年大改革之后，1994年居民收入中来自转移支付的收入增长了41.4%。第三、工资形成机制改革应当是重点。在农民工工资持续市场型上升的环境中，应当适度提高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十分重要。这关系到政府职能转变、反腐倡廉以及各项政治改革成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在这些改革中，权力的重构可能导致很多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受损，要弱化他们对于改革的反对，建立适度的补偿机制是十分重要的。

    3）对于财政支出的要求。每次“大改革”都需要宽财政的配合，其核心原因在于几个方面：一是大改革需要建立补偿机制来缓解改革的阻力；二是需要宽松的财政政策定位来对冲改革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从过去两次大改革的经验也证明了这种理论判断，1978年财政决算支出增长了33%，1993年增长了24.8%。2014年中国财政不仅在政府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员工收入增长下工夫，同时还必须考虑地方投融平台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税制调整等因素带来的地方非预算内政府隐性支出的减少。2013年1-10月财政支出增速仅为10%，比2012年同期下滑了9.6个百分点，财政政策在本质上偏紧。2014年必须全面改变这种格局，中央财政支出速度和财政赤字应当适度提高。

图2：“大改革”期的财政支出增长都很快

    4）对于货币政策的要求。如何界定2014年货币政策，以及如何配合在价格改革和金融改革的推出？都是货币政策当局重点考虑的问题。从价格形势来看，价格改革必然要推高2014年CPI和GDP平减指数，因此，CPI的区间可能比正常模型预测的3.2左右水平要高。因此，为了给价格改革留有空间，CPI调控的目标值应当定在3.5%。在通常情况下，该目标值与7.5%的GDP增速目标一起决定的M2增长率目标应当在12%-14%。但考虑到金融改革在利率市场化的同时要强化监管，存款利率的上扬和存贷利差的缩小可能导致货币流通速度减缓，所以M2增速的目标可以在正常目标值区间的上限部分，即2014年M2可确定在13.5-14.5%。

表3：“大改革”所需要的宏观政策目标选择

参数	可行的目标区	建议目标值
就业	1200万-1300万	1250万
GDP	7.1%-7.9%	7.5%
CPI	3%-3.5%	3.5%
M2	12%-14%	13.5%-14.5%
财政赤字率	1.5%-2.5%	2.5%

 

 

二、“大改革”引领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趋势

    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成功实施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蓝图将以下三个方面的效果，并从根本上转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改变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方式，使宏观经济政策的框架和实施机制得到全面的改善。

    第一、将有效改变中国资源配置的效率，大幅度提高中国经济增长中TFP的贡献度，释放改革红利，改变目前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

    按照对中国经济增长TFP值的源泉分解和改革成功进行的假设，IMF测算出各类改革对于TFP值的影响。其结果是，服务部门改革将使TFP对潜在增长水平贡献提高1.1个百分点，强化市场竞争的改革可以使TFP对潜在增长水平贡献提高0.6个百分点；而户口改革可以使TFP对潜在增长水平贡献提高0.4个百分点。虽然这种测算只是一种方向性的，但资源配置优化所带来的可持续经济增长效果是十分明显的，这也间接证实了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可以依赖于“改革红利”。

图3：IMF测算的改革对于TFP影响明显

    第二、将从根本上改变目前政府主导发展的模式，纠正“政府失灵”的问题，改变目前“信用-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带来各种问题。

    按照三中全会经济改革的核心就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同时，进行财税体系的改革将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分税制和政绩工程带来的各种问题，例如地方政府投资饥渴症以及地方有融资平台债务高筑等问题。这些改革将从根本上使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全面转向市场主体，给市场更多的空间。

    第三、将从根本上改变宏观经济运行的模式，改变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框架。

    这集中在政府职能的全面转变将使政府从以往“投资性政府”、“干预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转变”，各类管制型的调控将大幅度取消。同时，由于各类价格形成机制全面市场化，例如利率、汇率、资源价格、服务价格以及土地价格，这将导致货币政策更多依赖于价格型管理手段；税制的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改革将全面改变政府财政的收支框架，重树政府财政的自动平衡机制。

    下面我们在考虑上述三大类冲击的基础，测算中国经济增长在未来十年的趋势。我们的预测方法是：首先使用类似于Wilson and Stupnytska（2007）、Perkins and Rawsk（2008）和Lee and Hong（2010）的增长核算预测框架将对经济增长的预测分解为对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和TFP这四方面增长动力的预测，之后借鉴Maddison（2007）、Perkins and Rawsk（2008）和张延群等（2009）的预测思想，分析决定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和TFP历史运动轨迹的主要因素在未来将发生何种变化，从而预测其未来走势对于历史运动轨迹的偏离。

    按照我们关于未来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和TFP变化趋势的判断，将未来中国经济的基准情形设定如下：（1）我国资本积累速度不断加快的趋势将会终止，资本增速将逐渐回落至长期均值水平：资本存量增速将在“十二五”时期由2000~2010年间15.62%的高平均增速下滑至1990~1999年间的平均增速11.06%，并在“十三五”时期进一步下滑至1979~1989年间的平均增速8.29%。（2）未来潜在就业人数的变化趋势与联合国（2010）所预测的劳动年龄人口变化趋势相同（相当于假设未来的趋势劳动参与率和自然失业率不变），即潜在就业人数增速由2010年的0.82%逐步下降至2020年的-0.21%。（3）假设人力资本存量（趋势值）将延续1990~2010时期的变化趋势，“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的年平均增速分别较其上个时期下降0.075个百分点，分别达到0.73%和0.65%。（4）TFP（趋势值）增速在2000~2010年已经大幅降低至历史最低水平2.2%，未来预计难以出现明显改观；但考虑到大改革所带来的TFP值的分类变化，以及中国依然属于超型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TFP增速进一步显著下降的可能性较小。因此假设2011~2020年间的TFP增速将保持在2.2%，这接近于Kuijs（2009）和Lee and Hong（2010）对同时期TFP增速所作的预测（分别是2.3%和2.36%）。

    接下来，还需要设定偏离基准情形的悲观情形和乐观情形，以考察未来经济增速的下界和上界。在悲观情形下：（1）资本存量增速在“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分别较基准情形下降1个百分点。（2）假设未来我国无法再维持以往的高劳动参与率，每年的潜在就业人数增速较基准情形下降0.05个百分点。（3）人力资本变化趋势同基准情形。在基准情形中，我国2020年的人均受教育年数仍然远低于发达国家2011年水平，因此未来的人力资本增速应该不会显著低于基准情形。（4）TFP增速将在“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延续1979~1999和2000~2010这两个时间段之间的变化趋势，即年平均增速较上个时期下降0.3个百分点。

在乐观情形下：（1）资本存量增速在“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分别较基准情形提高1个百分点。（2）潜在就业人数的变化趋势同基准情形。因为我们认为即使是在乐观情形下，未来的趋势劳动参与率也不可能在原有的高水平上再提高，自然失业率也不会出现显著改变。（3）人力资本增速和TFP增速都可以保持1979~2010年的平均增速（此增速显著高于基准情形）。

    基于上述对各种情形的设定，使用与陈彦斌等（2010）相同的增长核算公式可以得到，我国“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的潜在平均经济增速将分别位于区间7.41%~9.49%和5.39%~7.8%，基准情形下的潜在增速分别是8.23%和6.5%（表1）。本文的预测结果在已有研究所显示的预测区间之内：与世界银行（2012）、Kuijs（2009）和张延群等（2009）所作的预测比较接近；较之Wilson and Stupnytska（2007）、Maddison（2007）、Lee and Hong(2010)、Eichengreen, Park and Shin（2011）的预测更加乐观，而相对于Fogel（2007）、Lin（2011）的预测结果则更加悲观（详见表2）。

表4：2011~2020年潜在GDP增速预测（单位：%）

	1979~1989	1990~1999	2000~2010	预测
				2011~2015			2016~2020
				基准	悲观	乐观	基准	悲观	乐观
潜在GDP	9.68	9.69	10.54	8.23	7.41	9.49	6.5	5.39	7.8
资本	8.29	11.06	15.62	11.06	10.06	12.06	8.29	7.29	9.29
潜在劳动力	3.45	1.41	0.61	0.52	0.47	0.52	-0.14	-0.19	-0.14
人力资本（趋势值）	2.74	0.96	0.8	0.73	0.73	1.52	0.65	0.65	1.52
TFP（趋势值）	2.47	3.09	2.2	2.2	1.9	2.57	2.2	1.6	2.57

表4：其他研究者对未来中国经济的主要预测结果

研究者	预测期间	预测值（%）
世界银行（2012）	2011~2015	8.6
	2016~2020	7
Lin（2011）	2011~2030	8
Eichengreen, Park and Shin（2011）	2011~2020	6.1~7
	2021~2030	5~6.2
Lee and Hong(2010)	2011~2020	6.09（基准情形） 或7（改革情形）
张延群、娄峰（2009）	2011~2015	8.3
	2016~2020	6.7
Kuijs（2009）	2010~2015	8.4
	2016~2020	7
Perkins and Rawsk（2008）	2006~2015	6~8
	2016~2025	5~7
Maddison（2007）	2003~2030	4.98
Fogel（2007）	2000~2040	8.4
Wilson and Stupnytska（2007）	2006~2015	7.7
	2015~2020	5.4

 

    根据预测结果可以发现，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总体趋势是逐步放缓的：在没有出现重大经济波动的基准情形下，我国“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的潜在经济增速较2000~2010年分别下滑2.3和4个百分点。即使是在较为乐观的情形下，“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的潜在经济增速也将分别下滑1.1和2.7个百分点；而如果在较为悲观的情形下，则下滑幅度将分别高达3.1 和5.2个百分点。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从国际横向比较来看，未来我国经济增速仍然处于较高水平，相对经济实力可以获得较快的提高。如果将除我国未来经济增速以外的其他变量设定为《经济学人》杂志（2011）采用的预测数值，即将2011~2020年的美国经济增速设定为2.5%，人民币年均升值3%，中国和美国的年均通胀率分别设定为4%和1.5%，那么在基准情形下，中国的GDP总量将在2019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乐观情形和悲观情形下则分别在2018和2020年超过美国（见图1）。此外，基准情形下我国人均GDP在2019年达到13041美元（以2010年的不变美元计价），首次超过世界银行在2010年所设定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可以近似地认为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在乐观和悲观情形下则分别是在2018和2020年达到高收入国家标准（见图5）。

 

图4：中美GDP对比（单位：十亿美元）

注：以2010年的不变美元计算。

 

图5：2011-2020年中国人均GDP（单位：美元）

注：（1）高收入国家的标准采用的是世界银行2010设定的人均GNI数据，与人均GDP数据略有差别，可以用来大致作为富裕程度的参考。（2）2011-2020年的人均GDP数据以2010年的不变美元计算的，因此与世界银行2010年设定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具有较好的可比性。（3）人口数据来自联合国人口数据库。

 

三、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的全面改革对于中国宏观经济中短期的影响十分剧烈。从短期来看，“大改革”将将通过信心重振、“创造性破局效应”政策重新定位等渠道，对宏观经济各种变量产生不同程度的冲击，使2014年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从中期来看，正确改革带来的改革红利开始全面显化，各种情形假设下的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将步入到中高速阶段，并在未来十年内成功赶超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