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師大李實：國內收入差距擴大 需政策多管齊下

人民網北京11月17日電（記者 呂騫）國際金融論壇（IFF）第九屆全球年會於今日在北京召開。本屆大會主題為：世界經濟格局變遷與全球金融改革。北師大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執行院長李實在“中國收入分配症結與出路”專題會議中表示，國內收入差距擴大，短期縮小可能性不大，需三方面政策多管齊下才能解決收入分配問題。

國內收入差距擴大 短期縮小可能性不大

李實介紹，從1978年以來到2010年，農村內部的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大概達到了0.38左右，比改革開放初期擴大了70%左右﹔城市內部收入差距的擴大幅度超過了農村，並可能存在低估。全國整體的收入差距，在80年代初期的時候大概是0.3左右，世界銀行在2000年初的時候估計這一數字達到0.45左右。李實介紹，利用調查住戶數據，對2007年的全國的收入差距進行一個新的估計，全國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大概是0.48。

李實表示，收入差距的變化是和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相關系的，也就是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收入差距往往是擴大的，等它擴大到一定程度，可能收入差距就出現一個轉折。很多人認為，在2000年的時候，中國是處在一個收入差距上升時期，現在可能處在一個收入差距的轉折時期，也就是在未來幾年當中，可能會面臨著一個收入差距下降的趨勢。但支撐目前收入差距縮小的因素多不具有可持續性。

未來幾年，如果能夠看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甚至全國收入差距出現一個不斷縮小的趨勢，當然是我們非常期望的，但是，這可能性並不是很大。

六問題引發收入差距擴大

李實認為，和收入分配這種公平性相聯系的大概有這樣幾方面的問題，第一，相對於其他國家來說，中國的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確實是很大的。第二，我們面臨著一個所謂壟斷部門和競爭部門之間過大的收入差距，而且這種收入差距還在不斷地擴大。第三，我們的稅收制度在調節收入分配方面所發揮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第四，怎麼能夠實現我們的教育公平、教育機會的公平。第五，如何增加收入流動性，使得不同階層的人，能夠在未來有更多的希望，能夠使他們的收入有更快的增長。第六，就是怎麼能夠限制腐敗，限制灰色收入的問題。

三方面政策解決收入分配問題

李實表示，收入分配問題是一個全局性問題，靠單一的收入分配政策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必須要有一個政策體系。第一個方面，要有一個初次分配的政策，例如最低工資政策、工資談判機制、提高就業的數量和質量、改變就業結構等。第二個就是再分配的政策，包括提高稅收的調節力度、實行財產稅和遺產稅等。第三個，除此之外，可能我們還需要一些配套性的政策，例如完善的收入監管制度、稅收監管制度等。

以下是演講實錄：

首先感謝金立群主席，謝謝國際金融論壇的邀請，能有這樣一個機會參加這樣一個聚會。整個演講大概有這樣幾方面的內容：第一，對於我們中國收入分配差距的變化趨勢，我想提出一些有關的數據。第二個問題，當前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第三個問題，如何看待我們所面臨的收入差距問題。第四個是如何提高收入分配當中的公平性。第五個就是如何完善收入分配政策體系。

首先看一下收入分配的變化趨勢。我想是三個方面來講這個問題。

第一個方面，農村內部收入差距擴大趨勢。

從1978年以來到2010年，根據基尼系數的測量，我們農村內部收入差距應該是處在一種不斷擴大的過程當中，到現在為止最新的數據，也就是農村內部的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大概達到了0.38左右，應該說比改革開放初期擴大了70%左右。然后看一下城鎮內部的收入差距，應該從擴大幅度來說，城市內部收入差距的擴大幅度超過了農村，為什麼呢？就是說在改革開放初期的時候，我們城市內部的收入差距是比較小的。當時的基尼系數大概是0.15、0.16，現在達到了0.36左右，也就是擴大了一倍以上。而且對現在的這樣一個收入差距，有些學者認為，存在著一個低估的問題。為什麼？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收入差距是建立在住戶調查的基礎上的，而住戶調查這裡面就很多高收入人群往往是不願意參加這種調查，或者他們不願意登記他們的收入，這就造成了一個樣本缺失，以及收入低報所帶來的收入差距的低估。如果進行一些修正的話，你可能看到城市內部的收入差距應該要大於農村內部的收入差距。

當然具體大到什麼程度，這有不同的估計結果。應該說，城市內部收入差距有一個低估的問題。然后再看一下全國的收入差距，這是世界銀行估計的，從80年代初期到2000年、2001年、2002年，全國收入差距的一個變化趨勢。加上全國的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在80年代初期的時候，大概是0.3左右，現在根據世界銀行在2000年初的時候，我們的收入差距大概是0.45左右，以后世界銀行沒有做進一步的估計。進一步的估計是我們利用調查住戶數據，對2007年的全國的收入差距進行一個新的估計，估計的結果是什麼呢？就是全國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大概是0.48，比2002年的時候大概高出將近3個百分點。而且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人群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在擴大。在1988年的時候最低和最高收入大概是七倍左右。到現在大概擴大到23倍。應該說，從各種指標來看，全國收入差距都處在一個擴大過程當中。這是2007年的估計結果，也就是從2007年到現在大概有五年的時間，這五年到底收入差距發生了一個什麼樣的變化，因為沒有比較可靠的數據來做進一步的估計，現在只是有一些猜測，有人認為，收入差距可能是在擴大，有人認為收入差距也在縮小。具體是擴大還是縮小，還需要進一步的數據方面的分析和驗証。但是，現在有這樣一個觀點，就是認為可能中國的收入差距面臨著一個拐點，就是庫茨涅茲倒U型假說的這樣一個拐點，可能進入到一個轉折期，為什麼呢？根據庫茨涅茲倒U型假說來看，收入差距的變化是和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相關系的，也就是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收入差距往往是擴大的，等它擴大到一定程度，可能收入差距就出現一個轉折，很多人認為，在2000年的時候，中國是處在一個收入差距上升時期，現在可能處在一個收入差距的轉折時期，也就是可能我們在未來幾年當中，可能會面臨著一個收入差距下降的趨勢。這是有的一些學者的觀點。

當然有一些相關的數據也支撐了這樣一個觀點。比如說最近幾年，城鄉之間收入差距的變化，你可以明顯地看出來，從2010年到2011年，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實際上在縮小，當然縮小幅度很小。但是，它出現了這樣一個縮小的現象。所以，這個圖也就和剛才看到的這樣一個倒U型的圖就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有一些學者就認為，可能我們面臨著一個轉折期，就是庫茨涅茲拐點期。當然對於這個問題怎麼看，因為我們長期從事收入分配研究，我們認為可能認為中國面臨著一個轉折期的看法，可能這個觀點還是有點為時過早了。為什麼呢？也就是說，如果看我們過去兩年城鄉之間收入差距縮小的一些原因，我們發現，有一些原因是具有暫時性的，其中有三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農產品價格的提高。我們知道農產品價格提高是有利於農民的收入增長，特別是有利於從事農業農民收入的增長。由於農產品價格提高以后，自然會大幅度地提高農民的收入，這樣會帶來城鄉之間收入差距的縮小。當然第二個原因是由於農民工工資增長，應該在過去兩年當中，農民工工資的增長超過了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長，在這種情況下，它也有助於縮小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第三個原因，應該是和政府政策有關的。也就是說在過去幾年當中，政府在農村實行了各種各樣的惠農政策，包括農村低保、包括農村的糧食補貼、包括農村的各種各樣的社會保障項目，在一定程度上，應該是提高了農民的收入。這樣由於這三方面的原因，也就看到了我們過去兩年當中城鄉之間收入差距的縮小。

但是如果仔細分析的話，這三個原因其中兩個原因不具有可持續性。第一個，也就是農產品價格提高，我們不可能能夠使農產品價格會持續上升下去。它會帶來很多宏觀經濟的問題，通貨膨脹的問題。而且政府政策的目標，往往是要控制這樣一個通貨膨脹。第二個原因就是農民工工資的上升，因為這個上升帶有周期性，就是說過去兩年農民工工資的上升，很大的原因是來自於我們的四萬億投資，政府為了刺激經濟，出台了一系列的投資項目。投資支出以后，在一定程度上對於農民工的需求有很大的增加，然后拉動了農民工工資增長，你要看一下今年農民工工資增長幅度遠遠小於去年。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這兩個因素，農產品價格的提高和農民工工資的上升可能不具有持續性。唯一具有持續性的就是在於我們的政府的轉移支付政策，就是政府本身對農業的投入、對農民的補貼，在一定程度上會起到縮小城鄉之間收入差距的作用。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在未來幾年當中，如果要是能夠看到這種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甚至全國收入差距出現一個不斷縮小的趨勢，當然是我們非常期望的，但是，這可能性並不是很大。很大的程度上取決於我們的一個政策取向。這是我對最近這樣一個收入差距變動趨勢的基本判斷。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我們面臨著這樣一個比較大的收入差距，我們如何能夠縮小這種收入差距。通過一種什麼樣的辦法，以及相關的一些政策、措施，能夠使得我們的收入分配體系更加公平。我認為，和收入分配這種公平性相聯系的大概有這樣幾方面的問題。第一，我們確實相對於其他國家來說，中國的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確實是很大的。第二，我們面臨著一個所謂壟斷部門和競爭部門之間過大的收入差距，而且這種收入差距還在不斷地擴大。第三，我們的稅收制度在調節收入分配方面所發揮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提高這種稅收的調節力度，應該是一個非常必要的。第四，怎麼能夠實現我們的教育公平、教育機會的公平。我們可以看到教育收益率在不斷地上升，意味著不同學歷人群之間的收入差距在擴大，更重要的就是說我們的教育機會的公平性並沒有增加。第五，如何增加收入流動性，使得不同階層的人，能夠在未來有更多的希望，能夠使他們的收入有更快的增長。第六，當然也是一個和政治體制相關的問題，就是怎麼能夠限制腐敗，限制灰色收入的問題。大概有這幾方面的問題。由於時間關系，我很快地把它講一遍。

對於城鄉收入差距的問題，大家可能都知道，這是一個絕對收入差距，應該說，這種絕對收入差距是越來越大。即使是相對收入差距也可以看到，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在擴大。另外，更重要的就是說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在整個全國收入差距當中所佔的比重也在不斷地增加。就是說如果把全國的收入差距分成城市內部的差距、農村內部的差距和城鄉之間的差距，這樣城鄉之間的差距在全國收入差距當中的影響力也是在不斷地上升。比如在1988年的時候，它佔全國收入差距的37%，到2002年上升到46%，到2007年的時候上升到51%。另外，你用其他的一些分解方法都可以看到，中國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在全國收入差距當中的影響力遠遠要大於其他一些國家。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怎麼能夠縮小城鄉之間的差距應該成為政策著重要考慮的一個方面。

接下來的問題是部門之間的收入差距，你要算一下部門的平均工資的差別，應該是在過去20年當中不斷地擴大。這種擴大的主要驅動是來自於壟斷部門和一般競爭部門之間差距的擴大。主要是一些壟斷部門收入增長明顯地高於競爭部門。這張圖是把競爭部門，也就是我們一般所講制造業的工資作為一個標准工資，看看其他部門相對於制造業相對工資增長的幅度。明顯看出來，很多競爭部門，我們講的金融業，當然在座的很多都是在金融部門工作，但是我還是在講這個問題，金融業，包括其他的一些相關的電力等等這些部門，它的相對工資要比制造業增長的幅度要大得多。當然你可以說，可能金融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是比較高的，金融部門的員工素質比較高，人力資本是比較高的，所以，才帶來一個高收入。你等一下，我們對這個問題也是做了一些分析。到底你的人力資本能夠解釋你多少的工資差距。做了很多相關的一些技術上的分析。分析的結果是什麼呢？也就是說，一些壟斷部門和競爭部門的工資差別，人力資本隻能解釋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二是來自於部門特征，這種部門特征是和部門的壟斷利潤有很大的相關性。所以我們認為這一部分的高工資有一部分是合理的，有一部分實際上是不合理的。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稅收調節力度的問題。我們知道，在任何國家，稅收對於收入分配的調節都具有兩方面的作用。第一，所謂它能夠縮小收入差距。這種縮小收入差距我們認為是稅收具有累進性。另外，會擴大收入差距，擴大收入差距就具有累退性，擴大收入差距就是低收入人群反而交稅率要高於高收入人群。如果要談這個問題，在其他國家談的話，其他國家是不可相信的，但是在中國，確實存在過這個問題。為什麼呢？如果我們看一下，我們過去農業稅和農業稅費政策實際上在一定程度上是擴大收入差距的，也就是說，你算不同收入組人群，它的稅率以及比較，越是低收入人群付的稅率越高，最后算下來以后，稅前的收入差距反而要小於稅后的收入差距，也就是稅收不僅僅沒有縮小收入差距，反而是擴大收入差距。當然，很幸運的是，我們的政策在2001年結束了，以后也不會起到作用，當然它會帶來一個歷史性的影響，它對后來的農民收入增長都會產生一些影響的。

當然另外我們的個人所得稅。個人所得稅的作用應該說對於調節收入分配來說，它具有累進性，也就是高收入人群交的稅比低收入人群要多。但是由於這個稅本身的規模是有限的，也就是說最高的10%的人，他們交的個人所得稅佔他的收入的比重也僅僅是2%。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它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應該說是非常有限的。這就是因為我們的個人所得稅繳稅的人數非常少，另外這個稅本身來說又存在著各種各樣的漏洞，高收入人群有很多方式去逃稅，所以真正的高收入人群實際上在這方面交稅並不是很多。

另外由於個人所得稅是一個單向稅而不是綜合稅，即使有很多低收入人群也在繳納個人所得稅，因為是按照個人的工資交稅，不是按照家庭的工資交稅，當我們看不同收入人群的時候，我們是按照家庭的收入區分不同的收入人群。最后的結果你會發現，即使低收入人群，雖然交稅人的比例不多，但是交稅人的平均交稅額和高收入人群沒有太大的差別。所以，這就面臨著一個什麼問題呢？就是我們的稅收改革，特別是個人所得稅改革，可能面臨著雙重的任務。第一，怎麼能夠把我們的間接稅盡可能改成直接稅，間接稅實際上對收入分配不起調節作用。比如消費稅，包括增值稅，它是對收入分配不起作用，不管是窮人和富人，你要買東西，就付同樣的稅。隻有直接稅是累進的直接稅，對稅收才會起到一定的調節作用。所以我們首先面臨著如何能夠增加這種直接稅，而縮小間接稅。這是面臨的一個任務。第二，個人所得稅面臨著一個從單向稅向綜合稅轉換的問題。

所以，應該說，盡可能能夠按照家庭人口和家庭收入進行征稅，而不是按照個人收入進行征稅。

接下來關於教育機會的均等問題。為什麼提這個問題呢？如果我們看影響收入分配的一些背后的原因，我們會發現，學歷在影響解釋收入差距方面發揮的作用是越來越大，就是說，你如果對工資的差別進行解釋的話，學歷的影響，比如說在80年代末的時候，它大概能夠解釋收入差距的4%左右，到了90年代中期的時候可以解釋大概7%左右，到了2002年的時候，大概解釋16%左右，如果現在的話，學歷對收入差距的解釋程度還會進一步上升。也就是學歷本身在影響著收入分配。但是，學歷本身反映的是一個教育回報率的上升，這樣一個上升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個市場本身的力量。就是市場本身對高學歷人有過大的需求，這樣就會造成教育收益率在上升。因為市場本身的作用，應該是無可非議的，問題就在於，我們是不是在教育機會均等上能夠有所改善。所以，有大量的研究反映，相對於90年代，或者80年代末的時候，我們在教育機會的均等上實際上並沒有很大的改變。

我們做了一些關於教育均等的測算。結果發現，比如說在1995年到2002年期間，整個城鎮教育年限的差異幾乎沒有很大的變化。另外，由於農村教育的相對落后，特別是義務教育的相對落后，農村的孩子能夠獲得高等教育的機會，特別是能夠進入到那種高質量高等學校的機會變得越來越少。這樣在一定程度上，由於教育機會的不均等，加上教育收益率的不斷上升，就使得教育在影響收入分配當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下一個問題就是關於收入流動性的問題。收入流動性的問題考察的是一個時期收入差別和一個短期內的收入差別，到底它們之間有什麼樣的區別。也就是說，你看不同時期不同收入人群的一個相對地位的變動。這個變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個社會的流動性。就是你今天可能是低收入人群，可能三年以后你可能就變成中等收入人群，或者十年以后你就可能變成高等收入人群。這個社會的階層或者收入階層是在不斷流動的。當然一個社會有活力的時候，這樣一個不同收入人群的相對位置會發生很多的相應變化。因為這個指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測量這個社會的收入差距是不是帶有一個持續性。我們希望這樣一個收入差距雖然很大，但是不至於帶有很強的持續性。因為如果收入差距具有很強的持續性，很多低收入人群就沒有希望。他現在是低收入人群，十年以后還是低收入人群，二十年以后還是低收入人群。等到他是低收入人群，生出來的兒子還是低收入人群，這個人群就沒有希望了。所以更重要的問題，我們不太在乎現在的收入差距有多大，如果很高的收入流動性，有社會階層的流動性，可能暫時的收入差距倒不構成對社會的問題。所以從我們的研究發現，確實這個收入流動性從90年代開始是在不斷地下降。

這個圖稍微復雜一點，我就不講了，可以看出來，收入流動性在下降。這種下降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反映了我們現實的一些情況。我們為什麼老是討論富二代的問題、官二代的問題、窮二代的問題，就是因為這個收入流動性下降所引發的一些問題。

最后一個問題是關於腐敗和灰色收入的問題。當然這個問題討論了很多，但是，到現在為止都沒有非常好的一些數據研究作為支撐。由於這方面我們大家也知道，你要想獲得關於腐敗收入的一些數據，應該說是非常困難的，是不可能的。當然我們就做了一些相關的模擬分析。就假定根據檢察院所公布的我們腐敗分子的人數，他們腐敗的金額，然后收集這方面的數據，做了一些模擬。做了模擬的結果發現，即使你大膽地假設，我們有多少的腐敗分子，最后得到的結果，他對收入差距的影響倒不是說特別明顯。比如說我們假定2002年有四萬個貪官，每個貪官貪污500萬，最后對收入差距帶來多大的影響？使得我們城鎮內部的收入差距上升了1.5個百分點，影響很小。但是，它對我們收入分配不公影響遠遠要大於對收入差距的影響。當然大家討論分配不公的問題，首先想到的是灰色收入，是腐敗收入，是以權謀私，權力尋租等等這些問題。所以在這個程度上，如果我們解決收入分配問題，可能不僅僅考慮如何縮小收入差距，更大的問題是如何能夠消除我們當前所面臨的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這是所謂的面臨的這些問題。

最后，我簡單地談一下怎麼能夠建立一個更加完善的收入分配政策體系，來解決我們所面對的一些疑難問題。應該說，收入分配問題涉及到的是方方面面的問題，它是一個全局性問題，它是和我們的發展方式有關系，和我們的城鄉管理體制有關系，和我們財政體制有關系，和我們稅收體制有關系，甚至金融體系，和我們的整個勞動力市場有關系，和我們的金融市場有關系等等。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單靠一種單一的收入分配政策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必須要有一個政策體系。這樣一個政策體系，應該有這三方面的構成。第一個方面，要有一個初次分配的政策。第二個就是再分配的政策，第三個，除此之外，可能我們還需要一些配套性的政策。這種配套性的政策是和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相關的。

關於初次分配的政策，我在這裡列的大概這樣幾種，我想很多學者討論的也是這些問題。我只是把不同的政策放到一個體系框架裡來討論這個問題。第一個所謂最低工資政策，在我上台之前，和我們的主席在討論這個問題，包括我們的周所長在討論這個問題。就是說最低工資政策實際上是一個雙刃劍，如果最低工資定的比較低的話，它對收入分配不起調節作用，如果定的過高，它對收入分配反而起到負作用。因為它會帶來失業問題，它會帶來很多人，特別是最低工資的人群就業不足的問題等等這些問題。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怎麼能夠建立比較合理的、有效的、符合各個地方特點的最低工資政策，應該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現有的很多地方出台的最低工資政策往往都是拍腦門拍出來的，沒有經過仔細的可行性研究做出來一些東西。

第二個問題就是工資談判機制的問題。工資談判機制，應該說這是國外行之有效的一個保証工資正常增長的很好的機制。但是放在中國行不行，那就取決於中國的制度環境，我們知道工資談判機制一個首先需要的制度條件是什麼？就是我們要有一個獨立的工人組織，或者說我們的工會能夠真正地代表工人的利益，在現有這個階段，可能我們還不能滿足這樣一個條件，如果不能滿足這樣一個條件，如何建立這樣一個工資談判機制，可能我們就需要對我們的工會進行一些改革，怎麼能使它真正代表工人的利益。

第三個問題，提高就業的數量和質量。我們知道工資的增長，不是靠政府行為能夠實現的，它關鍵是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如果提高勞動生產率最重要的要提高工人的素質，要能夠給工人更多的人力資本，要加強培訓，使得他們提高技能，這樣才能使工人的工資有更多的增長。所以就業的數量和質量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個方面就是改變我們的增長方式和就業結構。我們的增長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所謂科學的、節約型的增長方式很大程度上都帶有地方政府行為在裡面。地方政府的行為往往是隻追求那種高精尖的東西，可能不一定要考慮到當地的勞動力結構、當地的就業結構。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的政府方式一定要和我們的勞動力結構相適應，使它達到一個充分就業，同時不斷提高就業的質量。

最后，怎麼能夠消除我們的市場分割的問題。我們知道，我們勞動力市場面臨著嚴重的分割問題。城鎮當中，我們的公務員、事業單位、一般的企業正式職工，企業當中又有派遣工、臨時工、勞務工、農民工等等，而且這幾個不同身份的工人之間在就業上實際上都是受到一定的限制，包括部門就業、崗位就業，都受到一定限制。所以這就意味著我們勞動力市場存在著分割的問題，怎麼能消除這種分割，使得這樣一個勞動力市場具有更多的競爭性。另外我們資本市場的競爭性的問題。由於資本市場受到政府的很多的干預和控制，我們的資本市場實際上並沒有形成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如果不是完全競爭的市場，很多人，特別是低收入人群在創業方面就面臨著很多的問題，這樣對於縮小這種收入差距，並沒有積極的作用。

關於再分配政策，當然這裡談的很多，在這裡我就簡單講一下。第一，剛才提到了怎麼能夠調節我們稅收的調節力度，提高我們稅收的調節力度。第二，要實行財產稅和遺產稅。我在參加這個論壇之前，新華社一個記者採訪我，也問到這個問題，我認為這個是必要的，至少在現有這個階段要進行試點。雖然稅率不一定定得很高，但是一定要通過試點，總結經驗，能夠加以推廣。同時要能夠對低收入人群增加轉移支付，提高轉移支付力度。我們知道，可能在未來幾年當中，我們在社會福利方面可能會出現問題，為什麼呢？我們的整個社會福利制度一方面存在一部分人一個過度福利化的問題，還有一部分人是嚴重的福利不足或者社會保障不足的問題。比如你到農村看看，農村當中低保標准簡直是低得可憐，經常一個村子裡，大家都是輪流吃低保，也就是說，夠低保條件的人很多，最后得到低保指標的人可能是其中隻有一部分，村長沒有辦法，怎麼辦呢？就輪流吃，今年你吃，明年我吃，大家輪流吃。說明什麼呢？說明我們整個低保的標准、低保的覆蓋面實際上都有問題。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說怎麼能夠完善我們社會保障，這應該說政府已經做了很多了，怎麼能夠使我們社會保障達到一個全覆蓋，在下一步怎麼能夠縮小社會保障的差別。現在一個最大的差別就是說養老保險當中公務員的養老金要比事業單位、企業單位的養老金高出很多來。這樣很多企業退休人員對這個事情就嚴重的不滿，實際上從社會保障的角度來說，這種過大的保障差別實際上是沒有必要的。

另外，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加大扶貧力度、增加落后地區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我想這都是老聲常談的問題，但是，這些問題確實對於縮小收入差距、解決收入分配不公，應該說是發揮很重要的作用。

最后一些配套政策，我想都是和我們現有的人事制度、政治體制相關的。怎麼能使得我們建立比較完善的收入監管制度、稅收監管制度，能夠使得我們的官員公布他的收入、公布他的財產，公布和這種登記應該說起的作用有很大的差別。

另外，怎麼能夠進行我們的資源價格改革、土地價格改革等等這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如果綜合起來考慮，進行一個系統的改革，可能對於我們縮小我們的收入差距，緩解或者消除我們的收入分配不公應該說會發揮很重要的作用。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