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北京11月17日電(記者楊迪) 國際金融論壇(IFF)第九屆全球年會於今日在北京召開。來自布朗大學的威廉·羅茲教授在“全球金融風險控制與監管改革”專題會議上發表了講話。
威廉·羅茲指出,企業文化和資本同樣重要。金融機構的公司需要好的治理和管理,董事會在其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同時也有有關監管和治理的管理層的建議。特別是處在巨大、復雜的機構中,所有的管理建議都要有問責機制,股東也要有相關聲音,並且能夠行使他們的權利和義務。在歐洲以及在美國在2009年發生的金融危機,很多時候都是由於治理的環節非常薄弱所造成的。很多風險管理委員會無法執行他們的職責。
威廉·羅茲表示,公司文化需要改變,現在很多公司風險管理的文化並沒有得到全面的實施。金融服務企業的董事會一定要非常注意風險以及風險承受度,不僅僅要注意到整個表現,同時還要看看是不是由於高杠杆導致了這個業務表現過好,也要看看為什麼對風險忍受程度如此高,要做什麼避免對風險的胃口不停地提高,這是任何金融機構應該形成的一種企業文化。
他強調,公司董事會、CEO以及高級管理層都有責任創造公司文化,董事會一定要確保公司能夠採取所有的步驟,讓公司不犯致命性的錯誤和承擔致命性的風險。董事會不是管理公司,應該是高層管理者管理公司,但是董事會應該不停地質疑管理層他們承擔的風險,以及他們為什麼承擔這些風險。
同時,還要確保這個公司的文化,以及它的聲譽不會受到損害。公司一旦失去了聲譽,想重建是非常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管理層需要與董事會一起合作,清晰地指出這個公司工作的基本原則以及它的價值觀。有的時候對於一個公司來說,它的價值觀是非常重要,它幾乎定義了整個公司。除了核心的價值觀外,管理層必須把顧客放在中心的位置,這對於一個金融機構的長期發展非常重要。
以下為全文實錄:
大家下午好!我首先要感謝此次國際金融論壇的主辦方邀請我來參加此次非常重要的討論,特別是有關全球金融風險控制與監管改革。我們討論問題的時候要有一個目的,目的就是通過穩健的投資和借貸促進經濟的增長,監管是我們的目的之一,同時還需要有非常好的治理,特別是在公司和銀行。如果說金融企業不能對自己銀行的運營自己負責,有再多的法律法規都不夠,因此他們必須要對自己有非常好的風險管理,有效的風險管理非常重要。在過去三年我們有慘痛的教訓。
企業文化和資本同樣重要。我們都看到這一點。同時在資本方面,對於流動性的關注和對資本的關注是同樣重要的。在歐洲之所以產生了債務危機,以及雷曼兄弟倒閉也是由於流動性造成的。所以不能把資本和流動性分割。同時還需要好的治理和管理,我將引用一個報告中的結論,我作為這個報告的研究小組組長,同時發表了一篇關於治理的文章,同時感謝中國招商銀行,現在這個報告已經翻譯成了中文,大家可以讀到。這個報告是由全球銀行業的領導者,其中包括了中國幾家大銀行的行長,我們共同作出的這份報告。報告中談到,我們認為金融機構的公司治理是要嚴肅對待的。這份報告也是由巴塞爾委員會所採納和通過,金融穩定委員會也同意了我們的這份報告。現在我們正在出這份報告的第二版。
我們這個報告有一些基本結論在此告訴大家。董事會在其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同時也有有關監管和治理的管理層的建議,特別是處在巨大、復雜的機構中,所有的管理建議都要有問責機制。同時,要隨時對他進行監管,股東也要有相關聲音,並且能夠行使他們的權利和義務。在歐洲以及在美國在2009年發生的金融危機,很多時候都是由於治理的環節非常薄弱所造成的。很多風險管理委員會無法執行他們的職責,在我們的報告中就指出了這一點。
同時我們也指出公司文化需要改變,現在很多公司風險管理的文化並沒有得到全面的實施。在這方面我還做了一些評價,我們的金融服務企業的董事會非常重要的是,一定要非常注意風險以及風險承受度,他們不僅僅要注意到整個表現,同時還要看看是不是由於高杠杆導致了這個業務表現過好。也要看看為什麼對風險忍受程度如此高,我們要做什麼避免我們的風險胃口不停地提高,這是任何金融機構應該形成的一種企業文化。金融機構如果想要獲得公眾的信任,他們必須要有一個誠信的企業文化,同時要有好的治理,這才能實現他們的成功。
同時董事會,還有CEO以及高級管理層他們都有責任創造公司文化,所有人都要負責。董事會一定要確保公司能夠採取所有的步驟,讓公司不犯致命性的錯誤和承擔致命性的風險。董事會不是管理公司,應該是高層管理者管理公司,但是董事會應該不停地質疑管理層他們承擔的風險,以及他們為什麼承擔這些風險,這是非常重要的。
同時要確保這個公司的文化,以及它的聲譽不會受到損害。大家都知道,一旦失去了聲譽,想重建是非常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同時非常重要的是管理層需要與董事會一起合作,清晰地指出這個公司工作的基本原則,以及它的價值觀。有的時候對於一個公司來說,它的價值觀是非常重要,它幾乎定義了整個公司。
這種工作是永遠不會結束的,我們都知道不好的治理,比如到一個銀行去,見到一個普通的銀行雇員,他們都可以反映出整個金融機構的價值觀。另外高級管理層必須要能對公司進行很好地監管。除了核心的價值觀外,管理層必須把顧客放在中心的位置,這是對於一個金融機構長期發展非常重要的。現在很多金融機構太過關注短期的利潤,所以它們才會過分的進行投機,他們才會增高自己的杠杆率。所以說所有的金融機構這方面必須非常注意,不能夠有這樣的公司文化。另外管理層和董事會必須要能夠保護公司的聲譽。因為公司的聲譽一旦失去,很難慢慢的建立起來。
我非常贊賞很多世界上的監管機構他們能夠採取各種不同的行動解決現在的金融危機的問題。巴塞爾III的詳細內容剛才周慕冰先生已經介紹了,巴塞爾III的執行是一個關鍵,我們必須要以非常協調和合作的方式在全球推行巴塞爾III的執行。巴塞爾III的執行如果沒有在一些國家進行協調的話,就會給我們帶來進一步的問題。如果沒有辦法進行協調和合作,我們在監管方面就會有很多的問題,所以我們必須要很好地執行,這對於我們來說是一個機遇。中國有“危機”這個詞,有“危”就有“機”,雖然現在有經濟衰退的問題,但是可以通過這個機遇,讓我們有機會建立更好的系統。
另外我還想說一點,在巴塞爾III的執行過程中,有一些國家他們認為巴塞爾III是最低標准,在美國有多德弗蘭克法案,在英國也有相關法案,在瑞士也有相關法案,可以舉很多相同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在歐盟也有類似的一些法案。大家都認為巴塞爾III應該通過一種比較綜合的形式來完成。現在全球經濟前所未有的整合了,我們現在沒有很好的監管,如果說監管過度,那銀行就不會給其他公司貸款,我們的經濟增長就不會持續。所以必須要有監管者和銀行或者商業銀行和企業間的對話。
在兩個月前,我有機會有五小時的時間和巴塞爾監管委員會的委員們進行討論,我們必須要有雙方的對話才行,這對於我們來說是很好的機遇,大家還記得20國領導人的一項工作就是要確保經濟的增長,想確保經濟的增長必須有一個很好的監管體系,這個監管體系在全球都必須要很好的執行。在我們當時討論的時候,就已經有很好的各方代表,今天我們也看到中國的監管方,也就是銀監會的代表。
現在全球經濟在很多情況下都是停滯不前的,比如說歐洲在停滯中,美國的經濟增長也小於2%,我們看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它的經濟增速也在放緩。所以我們在實行新的監管的時候,必須討論到新的銀行系統的能力,必須要有放貸的能力,特別是對於中小型企業放貸的能力,這樣才能讓全球經濟進一步的恢復。如果說大家都攜手一起合作,我們就會取得成功。世界上的系統性重要的金融機構(SIIF),這些金融機構的監管力度是不夠的,我們看一下近期的歷史表現,像“沃森瓦克”這樣的英國機構,它不能算系統性重要的金融機構,但是它也造成了很大問題,雷曼兄弟造成了全球的金融問題,它也不能算成SIIF,所以我們不能隻關注主要的金融機構,我們必須要考慮到所有的金融機構的情況、所有的銀行。我們可能要有一個相關的執行的時間表,如果沒有一個時間期限,我們就會有很多的監管方面的問題出現。
另外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全球審計系統,我們現在已經有很多的變化,比如說巴塞爾III的實行,但是現在沒有全球的審計系統,比如說在美國它有自己的標准,其他國家也有自己的標准。這一點上我想批評美國,美國沒有辦法實行全球統一的標准,我們應該有一個統一的標准,這其實也是金融穩定委員會的工作重點之一。
另外要考慮到不同國家的不同發展階段。我們在這裡有中國的代表,還有一些來自巴西的代表,對於他們來說,我們整個借貸過程是非常重要的,借貸可以使得國家經濟進一步增長,我們不能光看發達國家,不能光看美國、日本、歐洲,現在應該越來越重視其他的市場,比如說新興市場。我之前也說過,我覺得銀監會和央行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特別是在執行巴塞爾III的相關文件以及與金融穩定委員會合作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
現在這個世界是被發達國家主導的,現在我看到一個很好的現象,很多很大的發展中國家,他們現在在世界上已經有很多的話語權,會參與規則的制定。但是最后我們的監管方自己來做還是不夠的,還需要這些金融機構他們的監管層、他們的董事會負起責任來。我們很高興的看到巴塞爾III的執行,希望我們的執行比較順利,而不會出現所謂的監管套利。更重要的是希望看到董事會負責,如果說董事會不能負責,我們會看到類似的一些金融危機問題的出現。這會影響到銀行系統和金融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