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四個方面不僅僅是是需要頂層設計,而是需要極大的政治勇氣來推動,這不僅僅是一個經濟的問題,這是一個政治的問題。比如說我們反腐敗官員財產的安全,這個問題不是一個經濟學的問題,但是這個問題對於改善收入分配是極其關鍵,也就是說領導干部的收入必須要公平比較透明,或者說財政支出的改革,每年財政收入大家都在講每年財政收入前幾年增長速度都是百分之三十幾,遠遠超過GDP的增長速度和老百姓的收入增長速度,今年即使有所下降,今年的財政收入也是高於GDP的收入增長速度。我們今年的財政收入肯定是10%以上的增長速度,GDP隻有百分之七點多,老百姓就會問一個問題,可以把錢拿去,但是政府把錢拿去以后政府的錢花到哪裡去了,我們經過很多年的努力呼吁現在三公經費開始在公布,公車的改革有些地方開始在啟動,但是遠遠沒有達到這個預期的效果,當然深層次的改革也就是說財政收入通過稅收,通過土地拍賣,通過各種渠道把錢拿去以后用到哪裡了,是用到非生產性的公務員的隊伍,還是用到去改善我們老百姓急需要改善的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呢?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嚴峻的道德問題,這些問題的改變必須是要通過頂層設計,特別從中央層面要有極大政治勇氣形成具體的法律措施,要必須推行下去才能夠取得改革的成效。
除了頂層設計,基層創新也是應該有機的和頂層設計進行相結合,應該是一個總體作用的結果,在您看來這個過程需要遵循一個什麼樣的途徑?
向鬆祚:基層的創新我想在收入分配裡面是比較有限的,當然基層我們要鼓勵他們創新。比如說過去收入分配改革大家提出有兩個提高,一個是要提高勞動者的收入在初次分配收入的比重,第二個是要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目前整個國民收入當中的比重,這兩個提高有一個具體的措施基層是可以做的,比如說在工資的調節制度方面,在改善就業方面,比如說很多地方他們對中小企業比如說給予一定的優惠或者說減稅減負,比如說對於大學生或者說對於農民工創業,或者說給予一定的稅收支持,等等這些對創造公平的機會,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當然是有幫助,但是這些我覺得從整體來講實際上只是一個輔助的作用,收入分配改革還需要全國一盤棋來統一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