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錢的機會成本越來越大了

　　觀念的力量是非常強大的，不斷更新觀念才能促進經濟與社會的持續發展。比如對待消費，如今四五十歲以上的那輩人，因為經歷過刻骨銘心的物質極度匱乏的生活，養成了舍不得花錢的習慣，總覺得多存點錢可為將來子女讀書、買房、看病提供保障。現在看來，這種觀念不僅於己不利，由此導致的高儲蓄率也有悖於國家擴大內需、調整經濟結構、促進經濟轉型與發展等要求。

　　國民儲蓄是政府、企業和居民持有的銀行存款、現金、保險和其他理財產品等金融資產之和，它來源於收入減去消費支出后的余額。在可支配收入確定的前提下，消費支出越少，可儲蓄的就越多。中國國民儲蓄率高，不僅表現在政府和企業儲蓄意願強，也表現為居民喜好存錢的習慣，這在世界各民族中是很突出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的國民儲蓄率從20世紀70年代至今一直居世界前列，到2005年更達到51%，高於全球平均儲蓄率19.7%一倍多。盡管這些年來經濟高速發展，國民生活水平大大提升，但居民儲蓄意願始終不見減弱。查央行2011年初公布的調查數據，城鎮居民傾向於儲蓄的高達85.8%，傾向於更多消費的比例則創下1999年以來的新低：14.2%。另據去年5月公布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在居民家庭金融資產中，銀行存款和現金佔比達到75.68 %。美國、澳大利亞、丹麥等西方發達國家的儲蓄率都非常低，沒有超過6%的，有的甚至還是負儲蓄率﹔日本的儲蓄率也經歷了由高到低，現已降至2%。

　　很多人儲蓄的目的是為了應對未來不時之需，比如用來解決失業、醫療等方面的問題。不過需要澄清的是，存錢不一定能應對未來不時之需，因為物價上漲帶來的損失，遠遠要大於存錢獲得的利息收入。我國銀行存款年利率一般在3%至5%左右，最高曾超過10%，但趕不上物價漲幅。而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國民收入的提高，通脹難以避免。20多年前，存款或年收入達到一萬元就算相當富裕了，如今萬元戶則成了貧困的代名詞。相比10多年前，絕大多數商品的價格現在都上漲了10多倍。當時10多萬元在大城市可以買一套住房，但如果將這些錢存到今天，加上利息大概也就隻夠買一間衛生間了。考慮到將來孩子讀書可以申請助學貸款，看病可以參加保險等因素，存錢的機會成本是很大的。

　　設法多存錢，其實是長年窮困生活形成的一種心態。“窮人把錢存銀行，富人拿錢去消費”，說的就是會花錢的人才有能力賺更多的錢。因為把錢花在教育上可以提高人力資本的價值﹔把錢花在健康上可提高身體素質，能盡可能地遠離醫院﹔把錢花在買房和投資上可以保值增值，提高生活質量﹔把錢花在旅游上可增長見識，豐富生活內容更新觀念等等。

　　在我國工業化初期，較高的儲蓄率無疑為政府的高投資率提供了保障，從而發揮了促進經濟持續增長的作用。但在經濟轉型階段，尤其是在當前面臨國際金融危機和調整經濟結構雙重挑戰的背景下，高儲蓄率導致國內消費動力不足，從而不能消化產能，促進產業升級，保障企業利潤的實現，不能不說，已成了經濟轉型與發展的掣肘。

　　應該承認，老百姓“被儲蓄”，政府是有責任的。一方面，政府和企業的儲蓄意願也很強，從而拉高了國民儲蓄率﹔另一方面，在政府財政收入不斷增長、超收的背景下，民生投入則大大不足，由此加大了老百姓在教育、住房、醫療、養老等方面的壓力。此外，不合理的分配制度拉大了居民收入的差距，制約了中低收入者的消費能力﹔投資渠道的嚴重匱乏，使得老百姓明知會縮水也隻能將錢存入銀行。

　　觀念的形成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由此決定了觀念更新的艱巨性。降低儲蓄率，逐步實現從“全民儲蓄”向“消費社會”的轉變，不僅要求國民盡快改變原有的理財習慣，各級政府更應加快更新觀念，努力創造“消費社會”所應有的最基本的制度保障和消費環境。比如，各級政府應加大對教育、住房、醫療等民生和其他公共產品的投入，解除老百姓的后顧之憂﹔優化消費金融環境，提高信貸消費的便利性和消費意願，拓寬投資渠道﹔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全力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著力提高勞動者的收入水平和消費能力。有學者提出，我國消費金融太不發達，在當前情形下，國人可能要攢二三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才能買得起一套房子，如果消費金融高度發達，就能用信貸的方式來完成住房消費，這也可以大大降低儲蓄率。

　　儲蓄跟文化傳統大有關系，國人有節儉的習慣，而這也確是一種值得珍視的美德。所以，我國要降低儲蓄率，不能以西方國家為參照標准，而要設法在適度調整中找尋到適合我國國情的標准，以全面優化總需求結構。為此，政府需要在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包括醫療、失業救濟等一系列的保障上下更大的功夫，以最大限度降低國人未來生活的不確定性。筆者以為，這或許是經濟結構調整中一項更為重大的任務。

　　(作者系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