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官仇富的“仇恨標簽”不要隨便貼

　　新春伊始，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率先出版了網絡輿情白皮書，收錄了近兩年來15個廣東法院應對網絡輿情的經典案例，包括胡益華搶劫、“微笑之問”殺警案、母親溺死腦癱兒案等。白皮書稱“仇富仇官”制造網絡輿論焦點，民眾在“仇富”心理下對“杭州飆車案”給予高度關注，在“仇官”心理下對關系官員身份職責、品德能力的案件尤為關注。(《羊城晚報》2月19日)

　　這個觀察和分析是很精准的，敏感地把握住了當下網絡輿情的取向。這不，近來的微博焦點就集中於富人和官員兩方面，一方面是就潘石屹等房產商是否涉嫌變相為貪官洗錢，質問任志強與潘石屹某個地塊的交易是否涉嫌國資流失﹔另一方面，則是對潛在房叔房嬸房大爺展開追擊，或是對某個“受到權力迫害”的公民的支持中。一條平常的微博很難火，隻要植入對官員對富人的仇恨，就很容易迅速被海量轉發。

　　一個個微博網眾好像儼然都是易燃易爆品，對官對富的仇恨，就是那個隨時能引爆網絡憤怒的火星。普通車禍沒人關注，但假如你說那輛肇事車是一輛寶馬，網民情緒立刻起來了﹔街頭斗毆沒人當回事，但假如喊一聲“城管打人了”、“警察打人了”，仇恨迅速集結﹔中年出軌太司空見慣了，但假如說王石、潘石屹之類的房產商出軌了，網友就立馬全來圍觀了。最意味深長的是當年廣州那個案例：一個貧困母親因孩子得重病而求助於輿論，無人理會，但當炒作者設置了一個“跪行到某個天橋下就給錢”的情節，有了“有錢人調戲窮人”的佐料，就成功吸引到關注和救助。人們后來對那位母親的救助，並非出於愛心，而是出於對那個“迫害者”的仇恨。

　　這類情緒的蔓延，見証著社會的被撕裂，多數人站在一個被欺凌、被掠奪、被戲弄的受害者立場，去反抗那些他們想像中的“迫害者” ——官員和富人。貧富差距拉大和腐敗橫行，制造著社會階層間的對立，這種對立將復雜的中國社會階層變成了一對簡單的仇恨：權貴與底層不可調和勢不兩立的沖突。

　　這種矛盾無法回避，但我並不贊成用“仇官仇富”這樣充滿話語暴力和歧義的詞去描述。這個“仇”字太容易攪動人們的情緒，太容易引發紛爭和口水。有必要對這種情緒進行細致分析，而不能隨便貼“仇恨標簽”。

　　說是“仇官”和“仇富”，國人的潛意識中對官和富即權力和財富，絕非仇恨，而是羨慕、崇拜和追逐。說是“仇官”，可從每年那千軍萬馬奔向公務員考試的隊伍就知道，怎麼會仇恨呢？從“3歲小孩就知道長大要當官”的現實就知道，怎麼會把仇恨的對象當成人生理想？從現實中國人對官員和權力的態度，都看得出來，我們對官員遠遠不是仇恨。

　　對待財富更是如此。人們每天那麼辛苦地忙碌，大多數人追逐的不正是財富？市場上最受追捧的圖書不是別的，正是教人怎麼創富的。改革開放這三十多年來，國人對致富的追逐、對創富者的崇拜，為了錢而不擇手段，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傳統中國人“當官發財”的人生夢想，在今天成為一種更為強勢的價值觀。

　　可我們又無法否認，權力和財富在輿論中受到了史無前例的仇視。必須看到，公眾仇恨的其實不是權力和財富，而是不公、壟斷和掠奪——在一些社會，制造掠奪的是強盜，創造不公的是騙子，而在我們這個社會，不公和掠奪的制造者恰恰是一些權力和富豪，所以表現出仇富仇官的症狀。

　　換個角度看，雖然對富人和官員表現出了仇恨，但它並不指向一個階層，而是指向這個階層中的那些作惡者。張瑞敏、柳傳志、張朝陽們的財富，沒有人仇視，起碼目前公眾還沒有看到他們的財富有什麼見不得陽光之處。報紙上那些我們常見的官員的名字，公眾也不會去仇恨。那些看得見的靠非法手段和壟斷方式獲得的財富，那些看得見的背叛了公益承諾而為個人撈錢的權力，當然應該被仇恨。這種仇恨不是嫉妒和眼紅，而是“不平則鳴”支撐的一種道德感和正義感，也是公民正當的表達。

　　不可否認，因為權力的不透明和創富的隱秘，很多官員和富人因為“恨屋及烏”而躺著中槍了。他們所要做的，不該是去抱怨被無辜“仇視”，不是感慨“對市場和商人的仇恨是社會最大的敵人”，而應是尋求法治的力量並進行切割。我們要以官員財產公開制度使不貪污腐敗的官員免於被仇視，以良法使合法財富免於被敵視，以法律保障市場遠離權貴資本主義的染指，使“好的市場經濟”不被那些偽市場偽改革所污名化。

　　所以，要做的不是貼“仇富仇官”的對抗化標簽，而是保護那些正當的仇視，解決人民提出的問題，並以公開透明的制度保護那些正當的權力和財富，使之免於被仇視。這就是為什麼前段時間一些官員力挺官員財產公開的原因，他們不想跟貪官站在一個戰壕裡而成為人民的敵人。(曹林)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