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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家紀長嶺與沈浮一樣，在此次江西省工藝美術大師的評選中落選。年前的一次朋友聚會中，紀長嶺與沈浮一見面便緊握著對方的手不放，頗有英雄相惜的悲壯感。
據沈浮和紀長嶺各自得到的內部消息：在景德鎮市的初選考試中，他們分別獲得第二名和第四名。但到了省裡，選出來的86人中，二人都沒在其列。
相比沈浮，紀長嶺心裡要平衡一些，他好歹評上了一個“江西省技能大師”的稱號，該評選由江西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組織。沈浮沒有參加，即使是像沈浮這樣做了大半輩子陶藝的人，“之前也根本不知道還有這個稱號”。
在景德鎮，碰見一個大師並不算稀奇，甚至有“一堵牆倒下來，砸到十個人，七個是大師”的說法。
僅僅是大師的種類，從省級大師到國家級大師，不同機構組織評選出來的琳琅滿目的大師稱號就有將近20種，包括江西省高級工藝美術師(下稱“高工”)、江西省工藝美術大師、江西省技能大師、中國工藝美術大師、中國陶藝大師、中國陶瓷設計藝術大師等。
根據景德鎮截至2012年初的官方統計，景德鎮有中國工藝美術大師23人(約佔全國的1/3)，中國陶藝大師27人，中國陶瓷設計藝術大師24人，省工藝美術大師74人，省高級工藝美術師1800多人，還有一大批深懷絕技的民間陶瓷藝人和陶瓷藝術工作者。
在名目繁多的大師中，最受認可的是中國工藝美術大師，其次是中國陶瓷工藝大師。1979年，王錫良成為第一個景德鎮的中國工藝美術大師。
江西省工藝美術大師則是從1995年開始第一次評選，由江西省工信委及省輕工行辦等部門組織，迄今已經舉行6屆。2001年以后，江西省工藝美術大師的評選人數呈幾何倍數增長，由2001年的第三批19人猛增到2012年的第六批86人。
截至目前，根據景德鎮藝術陶瓷業內人士的非官方統計，加上在其他省份評上的大師，如今的景德鎮，省級以上大師就有300多個。
“太泛濫了！誰都可以成為大師。”當地一位藏家告訴《中國經濟周刊》，他曾經的同事，一位專門負責買菜的採購員如今也成為了大師。
景德鎮大師潮的興起是在本世紀初。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由於計劃經濟模式與“大鍋飯”機制的弊端，使得景德鎮的陶瓷企業再也無法適應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大量訂單被浙江、山東等省份拿走，發展舉步維艱、瀕臨破產。本世紀初，國企改制風潮席卷瓷都，“十萬陶瓷產業工人一夜之間全部下崗”。這些人后來在自家的后院開起了小作坊謀生計，前面是門店，后面是生產作坊，條件好一些的，則有自己的畫室。
再后來，為推動當地經濟的發展，江西省政府開始大力推動大師評選，評選的大師一屆比一屆多，這些以小作坊謀生的陶瓷藝人相當部分成為了大師。
大師的稱號賦予這些陶瓷技藝者一種職業肯定和榮耀，但真正令他們對大師的稱號趨之若?的仍然是經濟利益的驅動。
多年形成的以大師稱號、職稱為定價核心要素的畸形價格評定體系，使得“大師”稱號成為作品價格的放大器。
“大多數情況下，大師的作品容易賣出高價錢來，不同級別的大師價格差異巨大。從省高工評上省級大師，價格馬上翻一番，再從省級大師評到國家級大師，價格又再翻一番，一年一個價。”上述那位藏家說，當然，同一級別的大師作品也會良莠不齊。例如，同是國家級大師，有的人作品可能隻賣10萬，出類拔萃者之作品也許就高達數百萬甚至上千萬。
但無論如何，評上更高一級的職稱，意味著更多的財富。這是市場的規則，雖然不規范的市場很可能會失靈，但更多的人仍然願意跟隨著市場的規則走。
千萬買一個國家級大師？
2012年底，藏家熊晉生突然聽說一位他熟悉的女大師又上了一個台階，被評選為國家級大師了。他很詫異，“根本不相信，就她那樣的水平也能評上國家級大師”？
基於對這位女大師社會人脈的信心，他收藏了不少她的東西。但他仍難以相信她能這麼快就晉升到國家級大師的行列，“三年前她才剛評了省級大師。”
等到與她見面時，他驚覺：“她老得一塌糊涂，一個人一旦利欲熏心，根本睡不著覺。”
他說，評選這個事情確實讓人身心疲憊。
第六屆江西工藝美術大師評選，在景德鎮選送到省裡面的名單中，初選的前10名中，有7人沒有進入最后的86人名單。
按照沈浮的說法，景德鎮初選的時候有190多人報名，通過現場考試，最后選定了前65名報江西省參與評選。但最終出來的結果卻讓他大吃一驚：很多連景德鎮的初選都沒通過的人，經其他地市報名到省裡，最后反而評上了大師。
而評選的名額從最初宣布的要評56人，之后加到80人，再到最終名單的86人，也讓沈浮覺得很不嚴肅。
“真正的不公是官員參與到評選中來。”一位要求匿名的落選者對《中國經濟周刊》說。
在《第六屆江西省工藝美術大師評審細則》中，對於評委有這樣一條規定，“評審專家組由領導小組部分成員和聘請的專家組成，聘請的專家要求達到60%以上。”但事實上，此次評選領導小組組長為江西省的一位副省長，省工信委領導為小組常務副主任，其他成員包括省文化廳、省國資委等部門領導共11人。
“官員怎麼能做評委呢？評委一定要找懂行的行家來當，最好異地的，他們對參評者不熟悉，這樣才能保証公正。但現在基本上是本地人做評委，這些人大多存在世襲或裙帶關系，最后評比的名額也就是大家瓜分一下，很難保証公平和公正。”熊晉生認為，官員的參與最終讓評選本身淪為了撈取個人或部門利益的工具。
在景德鎮，圈裡流傳著這樣的說法：“百萬買一個省級大師，千萬買一個國家級大師”。
熊晉生抱怨，“現在就像市場招投標一樣，你隻要達到一定的標底，大師的帽子就能戴上了。這樣一來，一些不會畫瓷器的，也能評上大師。很多真正有本事的卻不一定會去參評。”
但為了爭搶幾年一屆的大師名額，仍有人不惜傾家蕩產、賣房賣車，甚至借高利貸。“也有花了1000多萬沒評上，一夜白頭的。”一位不願具名的圈內人說。
殘酷的競爭現實催生了中介人生意。中介人一般會告訴參評人，他認識某某領導，有什麼樣過硬的關系，可以去疏通。
就在沈浮得知自己沒有被評上之后，接到了一個電話，對方在電話裡告知沈浮，給他50萬，他可以幫忙找關系。
“他說認識評審小組一個領導的侄子，可以幫忙操作。”但沒想到，到凌晨1點(那位領導)家裡還坐滿了人，都是沒有評上的。”
不少落選者通過不同的渠道對評選結果表示抗議，最終才有了1月14日這份來自江西省工信委的通知。
“90%都是代筆”
“許多大師要拼命應酬拉關系，不然，誰來買他的作品？聽說哪裡來了一個客戶，哪裡來了一個老板，哪裡來了一個領導，那得趕緊過去接觸。如果他那裡正好來了買家，那他就得想盡辦法把人留住。這樣哪裡還有時間畫畫？”熊晉生的講述很是激動。
於是，代筆這一職業產生了。
不僅是熊晉生，幾乎所有接受採訪的藏家和玩家們都說，“現在景德鎮稍微有點名氣的，90%以上都有‘槍手’，從國家級大師到省級大師甚至高工，絕大多數都有代筆。”
熊晉生說，工筆畫對眼睛要求很高，年齡大的那些大師根本就沒法畫了。“至於那些本來就沒有真才實學、職稱完全靠買來的，那更需要代筆了。”熊晉生舉例那位剛剛評上國家級大師的女大師，陶瓷圈的人提起她都直搖頭，“她是做雕刻的，根本不會畫畫”。
90%是業內的一個普遍估算。根據熊晉生的總結，那些不會畫的大師、畫不動的大師、沒時間畫的大師、著急掙錢還債的大師，都是“槍手”在代筆。
替大師代筆的大部分都是自己的弟子，操作過程很簡單，一張瓷畫的大多數由弟子完成，師傅隻要點兩筆再署上自己的名字即可。
而代筆的弟子除了跟著大師學習調色等，每個月能拿到2萬~3萬元不等，出師后還能挂上某某大師弟子的名號，對他們而言也是一筆劃算的買賣。
就在記者採訪某位大師時，這位大師的畫作還被一個內行玩家當場指出是代筆之作。場面頗為尷尬。
但這也隻有真正內行的人才能分辨出來，大多數人仍然無法辨別。“若干年后，當市場歸於理性，很多玩家會猛然發現，自己手裡一堆贗品。”(應採訪者要求，文中部分名字為化名)
景德鎮：藝術瓷都的困惑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郭芳 實習生 簡文超 | 江西報道
年前，謝忠良剛剛過完六十大壽。他原計劃擺宴20桌，結果來了40多桌。客人大多來自北京、上海、浙江、廣東，還有許多江西省內的其他城市，非富即貴。
謝忠良是景德鎮當地最資深且著名的陶瓷收藏家，在景德鎮陶瓷收藏圈中，享有較好的口碑。陶瓷收藏最熱的那段時間，他一天要接待近20撥顧客，“人多的時候，排著隊付錢”。
但他現在還是決定盡快賣掉自己手裡收藏的一部分瓷器，他對景德鎮藝術陶瓷未來的市場前景並不看好，“太濫了，再這樣下去沒法玩”。
異化的市場
景德鎮的另一位藏家范君卻很是樂觀。在他看來，這個市場僅僅是一個起點，還遠未達到頂峰。
景東陶瓷集團董事長張曉東也認為，與其他藝術品相比，藝術陶瓷還不是最高點，仍有發展空間。
1996年，原來是景德鎮一家國營瓷廠的工人的范君，在企業改制后被迫開始了自己的瓷器買賣。“最開始跑廣東，那時候的市場還沒有現在這麼好，買張鬆茂(1988年第二批中國工藝美術大師)一隻300件(‘件’是景德鎮陶瓷大小規格單位，瓶子分150、200、300件不等)的瓶子也就幾百塊錢。”
2000年，景德鎮的藝術品陶瓷市場開始有了火熱的苗頭。緩慢增長了8年之后，2008年，景德鎮現代陶瓷藝術品市場終於迎來了一個大爆發。
2009年，張鬆茂的一塊《國色天香》粉彩瓷板拍出67.2萬的高價。僅僅兩年后，2011年12月18日，在北京昆侖飯店舉行的北京萬隆2011秋拍名家繪瓷專場上，張鬆茂繪制的另外一塊《國色天香》巨幅瓷板，以1165萬元成交，這也刷新了張鬆茂作品的拍賣紀錄。
范君的生意也越來越好，早期收藏的張鬆茂的作品，價格連翻了幾番。2010年，他用幾塊張鬆茂的瓷板，換了一套別墅和一輛奔馳，現在看來，他還覺得自己虧了，“我的瓷器是每年都在漲，漲得比房價還快”。
范君建議，現在如果經濟實力雄厚，可以買點好東西，賭一賭時間，隔兩三年就要翻一番。
例如，投資一個青年畫師的瓷器，起步階段可能是8000元，過了5年以后，肯定會漲，但到底是變1萬還是2萬元，那就要看他的本事了。他的努力，將增加你的財富。
但其實，相當一部分有潛力的畫師會被投資人“承包”起來，之后炒作成大師，投資人因此會更快地獲取更多的回報。許多藏家善用此道。
“其實，景德鎮的藝術陶瓷，這麼多年就是這麼炒作出來的。一家公司簽約幾個畫家，包下他們所有的作品，再把影響力炒作起來。”昌南官窯的陳新遠說，炒作的推手不僅有景德鎮本地的藏家，也有沿海發達地區以及東南亞國家的商人。
范君說，要捧一個人很容易，要毀一個人也很簡單，將你手中擁有的大量的他的作品放到網上去，再定一個很低的價格。
然而，“景德鎮的陶瓷隻有在景德鎮才有市場，離開了景德鎮便不值錢。”這是許多景德鎮藝術陶瓷圈內人的總結。
當地流傳的一個故事，很能說明問題。2012年上半年，贛州的一個老板，因生意周轉急需用錢，想在贛州出手一塊著名大師的瓷板，他買的時候350萬，結果降到150萬，贛州當地也無人肯接。無奈之下，運到景德鎮來賣，結果賣了600多萬。
於是，許多景德鎮人到外地低價買入當初賣出的瓷器，然后再回到景德鎮高價賣出。
式微的藝術
“像現在這種玩法，早晚有一天得完蛋，我就擔心景德鎮的瓷器毀在我們這一代人手裡。”謝忠良很無奈。
謝忠良玩藝術陶瓷的商業模式已相對更成熟，上世紀80年代末期就開始從事藝術陶瓷生意的謝忠良有自己藏館、經紀公司及生產作坊。他以年薪或月薪制簽下了一批畫師，合同期內，作品歸謝忠良所有，但對畫師的創作數量不做要求，以保証質量。最頂峰時，他公司裡有30多位畫師。
“市場已經太浮躁了。”謝忠良感慨，好東西太少。再繼續這樣下去，景德鎮的藝術陶瓷將淪為一般的工藝品，再無收藏價值。
在孔發龍看來，“真正好的原創，需要時間去思考和醞釀，現在很少人願意花心思在作品上，大多是‘應酬之作’。”
大師對畫作的原創性也不重視，很多大師都靠臨摹那些賣得好的作品。張鬆茂的《國色天香》是被臨摹最多的一幅作品，幾乎每一位大師都畫過《國色天香》。
而且，很明顯地，景德鎮的瓷器在工藝上越來越簡化。“通常哪種材質成功率高就用哪種材質，而成功率高的材質燒出來的東西肯定就一般。”但陳新遠認為，歷史上，景德鎮的瓷器之所以最負盛名恰恰是它的72道工序。“但現在都只是買來白胎在上面畫畫，瓷器本身的好壞根本不看重。瓷器本身的質量好壞在很大程度上也左右著作品的價格。不同的瓷土，不同的燒制工藝，質量、成本相差極大。”
謝忠良認為，工藝的簡化讓景德鎮的瓷器丟掉了傳統，也削弱了它的藝術價值。
“畫畫也簡化，什麼快畫什麼，大師們感覺畫復雜的作品時間都浪費掉了，賺錢的時間都沒有了。”玩家孟慶慶向《中國經濟周刊》感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是景德鎮藝術家創作最好的時期，大師們經過艱苦的人生磨礪創作出來最好的作品。“那個時候的人是為了藝術而藝術，現在是為了人民幣而人民幣。”
張曉東出生於陶瓷世家，父親張鬆茂、母親徐亞鳳均為中國工藝美術大師，他本身也是江西省工藝美術大師。但他現在主要轉到藝術陶瓷的經營上來，擔任他父母經紀人的角色。“轉經營以后畫畫就沒靈感了，因為你一天到晚想著錢，畫什麼看起來都像是人民幣的樣子。干脆不畫，專門干企業去。”
“這個行業的專業分工仍然很不夠。” 張曉東認為，景德鎮的藝術陶瓷運作到今天這麼爛的地步，一個很重要原因是缺乏成熟的經紀人運作機制。大量的創作之外的事情由經紀人來解決，畫家應該集中精力在創作上。但目前，景德鎮多數的畫家還是家庭小作坊的運作模式，又搞創作又搞經營。結果創作搞不好，經營也搞不好。
鑒於對景德鎮藝術陶瓷市場的悲觀預測，謝忠良已經開始著手出讓自己手裡的瓷器，轉而收藏硯台。就在兩年前，他開始用出售藝術陶瓷的錢收藏硯台。
陳新遠早期從事房地產挖到了第一桶金。2004年，陳新遠從浙江老家來到景德鎮，致力於打造一個屬於景德鎮的高端禮品瓷品牌。
陳新遠試圖走加盟經銷商模式，先拿訂單，再組織合適的藝人團隊制作。春節前，兩三千塊錢一套的商務禮品訂制供不應求。他篤定，這是他未來的主打市場。
不過，他跟謝忠良的判斷基本一致：目前的景德鎮藝術陶瓷市場已經開始走下坡路。
“在特殊的時期，大師的名號就是一個標杆，大師署名的作品就能賣得很好，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藝術陶瓷的發展，但市場終歸會逐漸恢復理性，那時候，大師又會逐漸退出歷史舞台。這兩年，大師的號召力明顯下降。大師越評越多，也就越來越不值錢。”他認為，再過個5到10年，品牌才是真正的大師。而這正是他的機會。
（原標題：瓷器的官場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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