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鎮瓷器市場因“雅賄”興旺 反腐新政致蕭條

景德鎮瓷器市場因“雅賄”興旺（網絡配圖）

    瓷器是景德鎮的名片，是這個古城乃至古老中國一個充滿了文化想象力的符號。

　　歷史上的瓷都景德鎮作為歷代封建王朝的瓷器供給地，出類拔萃地傳承和發揚了藝術陶瓷的制作水准。青花、玲瓏、粉彩、顏色釉聲名遠揚，始終主宰著瓷藝的審美標准。傳統的手工技藝則奠定了它 “世界瓷都”的地位。

　　然而，上世紀90年代，景德鎮陶瓷因體制弊端及經營不善而日漸式微。就在景德鎮陶瓷整體跌入低谷的時候，那些老工藝人和老匠人經營的家庭作坊，以藝術陶瓷和高仿市場支撐起了日薄西山的瓷都招牌。但手工藝人的自足、小作坊的局限、品牌意識的匱乏，加上市場的急功近利，恰恰成為了制約景德鎮陶瓷產業發展壯大的瓶頸。

　　近年來，關於瓷器的想象與官場的灰色經濟緊密相連。緣起於請托、招投標等名利之事，催生出來的巨大的禮品需求，支撐了景德鎮歷史上空前繁榮、興旺的藝術陶瓷市場。但在浮躁、急功近利且失范的時期，這個看似已然勃興的市場正在被異化並走向畸形。

　　它孕育了一個瘋狂增長的藝術陶瓷時代，滋生了大量的仿品、贗品、劣品，批量生產了魚龍混雜、良莠不齊的大師及偽大師們。這一切正在導致千年瓷都瓷藝術文化和傳統手工技藝的衰退。

　　瓷都人不得不面臨諸多尷尬：產業的羸弱、品牌的空白、“大師經濟”的畸形。最可怕的是，面臨千年瓷藝術文化和傳統手工技藝的衰退——而這恰恰是“千年瓷都”的核心競爭力。

　　春節前后這段時間，因為嚴厲的反腐倡廉新政影響，馮駿的生意顯得有些蕭條，“風口浪尖上，大家都不敢出手。”

　　馮駿是景德鎮從事藝術陶瓷收藏的資深藏家。他的主要客戶是官員和富商。往年，春節前后是他生意最好的時候，“每到 10月份以后，市場一個月比一個月熱，熱到過完元宵為止。”但今年的情況有些不一樣了。

　　“十八大”之后，中央“八項規定”、“六項禁令”相繼出台，公款吃喝得以遏制，以傳統高檔保健品和煙酒為主的禮品市場明顯回落。馮駿原以為因傳統高檔煙酒受限而溢出的需求會轉移到藝術陶瓷市場上來，現在看來，這個判斷有些樂觀了。

　　雖然整個市場受到了一定影響，但像李純林這樣真正大的藏家受到的影響還是不大。

　　在過去的10年，他們親歷了景德鎮藝術陶瓷市場的瘋狂增長。而支撐起這個興旺市場的是轉型期中國龐大的官場經濟。

　　馮駿和李純林們希望風頭趕緊過去，他們幾乎很難相信，會因為新政的影響這個市場就此蕭條。

　　官場“雅賄”與瓷器市場

　　這樣一個市場是真實存在的。例如，兒子要當兵，送一個瓷器給首長很順理成章﹔一家企業的項目卡在某個領導的手裡，這時候，老板也許就需要送個百八十萬的瓶子過去。

　　馮駿說，工作升遷、求人辦事，都有需求。“你總得送一個體現價值的禮物以示尊重。送現金領導不一定敢要，但送個100萬甚至1000萬的瓷器，領導收了也不容易犯錯誤。它只是在特定市場環境下賣到了100萬或1000萬，但按正常的生產成本或價格則遠低於此。”

　　瓷器因為沒有明確的定價標准，一旦東窗事發，價格的模糊也可以成為很好的搪塞理由。

　　曾有紀委的辦案人員就某位官員受賄的瓷器專門到景德鎮找作者本人核實。根據這位大師的市場行情，那位官員收受的瓷器價格已經飆升到了500萬元。但那位大師回復紀委說，這瓷器也就值5000元吧。之后，隻能不了了之，事實也無法求証。

　　“收瓷器多安全，而且大師作品的價格隨著時間的推移從小‘大師’到大‘大師’，升值空間很大。”瓷器價值的不確定性在權錢交易的灰色空間中被充分利用了。

　　這種不確定性，打破了傳統禮尚往來中的等價交換原則，也使得瓷器成為了“雅賄”媒介。它價格模糊、隱蔽安全，同時又附庸風雅，因而廣受灰色禮品市場的歡迎。

　　景德鎮的藝術陶瓷市場就這樣慢慢壯大。根據景德鎮的官方統計，2010年景德鎮市藝術陶瓷年產值達到50.9億元，2011年達63.75億元。

　　趙樹新在景德鎮經營一家官窯。

　　一位來自西北的客戶向他定制了幾套茶具：9個小杯、1個茶壺。“畫都沒有，就是白胎，一套50萬元。仍用老工、老料，整一套的工藝和用料在市場上已經很罕見，純手工制作，已經做了一年多，才做了一半，成功率很低，成本很高。”

　　歷代官窯本來就很貴，從生意角度沒法規模化經營。趙樹新說，他做官窯主要是為了交朋友，交那種“跟錢過不去”的朋友。一般有人來找他做官窯，他都會勸說，你跟錢過不去啊？“但有些人就是跟錢過不去。送領導的，買官窯的居多。”

　　這是中國式的消費，與其他高端藝術品類似，正常渠道根本無法消化景德鎮龐大的高端藝術陶瓷產量，雖然私人收藏這些年漸漸興起，但官場裡的生意仍然是這部分市場消費的主流。不同級別的官員分別對應著一個與之官銜要害程度相匹配的送禮價位。

　　高端藝術陶瓷的送禮人多是這十幾年富起來的商人，他們的業務往往與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例如房地產商、承包工程和爭取項目的老板們。這些人來自北京、上海、浙江、廣東等發達地區的居多。

　　當地的另一位藏家李純林告訴《中國經濟周刊》，曾有一個開發商一次性買了一個億的瓷器。來找李純林的買家有很多也是房地產開發商。“這些人需要銀行的貸款，也需要與政府打交道，他們往往是瓷器最大的需求者。”

　　也有房地產商或類似的大富豪轉型做瓷器收藏，當然，這多帶有玩票性質。他們會以瓷器為媒介，建立一個官商密切互動的高級社交平台，轉而又為主業建立更加牢固和廣泛的官商關系。

　　馮駿將來找他的人總結分類為這麼兩種：手裡有權的和口袋裡有錢的，一個是買家，一個是付錢的人。“大部分情況下，官員帶著買單的人一起來，而買單的人一般是企業老板。” 領導帶著隨從，若看上某個瓷器便會詢問價格。“我經歷了這麼多，學都學會了，趕緊報個價給他，如果他說，這個不錯。也不現場買，第二天，那個買單的會回來找我想辦法搞定。”

　　外省的官員則會通過本地的官員朋友介紹給當地的大師和藏家們。

　　接受採訪的大師和藏家們告訴《中國經濟周刊》，他們常常接待數百公裡以外的某干部學院的學員，這些學員正在接受教育，但一轉身，其中一部分人又出現在了景德鎮藏家們的藏館裡或大師們的工作室中。

　　馮駿說，那些從他手裡買了東西的官員都很感謝他，因為那些東西后來可不只是漲了一點點而已。“8年前，廣東省一位官員從我手裡買了一塊瓷板，當時的價格是13萬，現在238萬都不止。買對了人的作品，就跟中簽一樣，一直往上飆，漲得比房價還要快得多。”

　　不少官員會拿一些別人送來的瓷器，請相熟且值得信任的行家幫忙鑒定。行家們發現，不少真正的好東西在官員手中，“尤其是熱門領導手中。”

　　而幫忙轉手兌現似乎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馮駿說：“一般會以低於市場價20%的價格給我，這些東西放在他們手裡也沒用，還不如變現。”

　　但急於出手賣掉的畢竟是少數。李純林分析：“一方面，知道賣不了預期的高價﹔另一方面，事情總會敗露出去的，怕傳出去人家說這個人全賣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