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委員提出用稅收杠杆調節收入分配

　　建議個稅起征點提至6000元

　　代表委員提出用稅收杠杆調節收入分配

　　收入分配改革成為兩會持續關注的焦點，這個領域的改革，也被認為是最難推進和深化的領域之一。今年2月，在歷經8年“難產”后，國務院批轉了發改委、財政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三部委制定的《關於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收入分配改革漸成社會關注熱點。

　　據統計部門的數據顯示，2012年中國的基尼系數為0.474。而按照國際標准，基尼系數一旦超過0.4，就表示收入差距處於較高水平，越過了貧富差距的警戒線。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表示，收入分配改革、加快推進政府轉型與改革和著力解決體制性、機制性腐敗問題一起，是當前改革的三個重要切入點，現在到了必須下決心調整這種狀況的時候了。

　　內地“首富”關注收入分配公平

　　錢包鼓了，但民眾的心理卻不平衡。遲福林委員認為，一是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收入差距、貧富差距擴大越來越突出﹔二是現在收入分配不公引發社會關注，全社會對收入分配的改革有著越來越多的期待。

　　“當前我國的收入分配是存在明顯問題的。”全國政協委員、華東師范大學國際金融研究所所長黃澤民表示，比如，在壟斷性行業的國企、央企裡，員工普遍收入高，領導的收入就更高了，容易引起社會其他群體的不滿。如何調節壟斷行業的高收入，被他認為是收入分配改革阻力最大之處，目前應盡快提出務實的行動計劃。

　　收入分配不公還體現在地區差異過大。全國政協委員陳世強認為，分配的均勻性首先要解決地區差距，隻有縮小中西部地區與發達地區的差距，縮小城鄉差距，東部西部、城鄉分配才能均勻。

　　此外，代表委員們還注意到，獲得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的機會不均等，加劇了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全國人大代表張金如表示，醫療、教育等方面的政府資金分配，在城市和農村之間偏向於城市，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間偏向於大城市，從能享受到公共服務的人這個角度來看，可能收入高的人享受到的更多，低收入的人享受的更少。

　　遲福林還注意到，收入分配沒有進行改革，造成目前社會階層中等收入群體不發達。為此，他建議國家出台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的規劃。“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時，中等收入群體要從目前的23%增加到40%，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從3億多人擴大到6億人左右。這樣才能形成有利於調整利益關系平衡、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同時拉動消費的‘橄欖型’社會格局。”

　　就連被稱為內地“首富”的全國人大代表宗慶后，在今年兩會也特別關注收入分配改革的問題。近日在媒體對他的一次集體採訪結束時，宗慶后主動表示還有幾句話想說，希望媒體能幫忙一起推動收入分配改革，提高百姓收入。今年兩會他建議免征工薪階層個人所得稅，以抵消生活成本的增加。

　　合理稅收調節分配“劫富濟貧”

　　兩會期間，本報記者曾多次追訪今年最炙手可熱的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每次他都被問及收入分配改革，賈康表示，可在稅收領域推進收入分配改革，就直接稅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個稅、房產稅、遺產稅等。

　　比如，在目前受到廣泛關注的房產稅方面，賈康認為，房產稅的推廣目前不存在障礙，但他同時強調，房產稅應定位於調節過高收入，隻能是“抽肥補瘦”，不能變成向普通百姓普遍征收，在政策設計上，一定要讓普通民眾吃下定心丸。比如，第一套房，或某種條件下，房子不被征稅，“不能簡單照搬美國的普遍征收模式，日本對首套房就不征稅，這是東方人的經驗。第二套房也可以考慮給予優惠。”

　　對遺產稅，賈康認為可以起到“劫富濟貧”的作用，“遺產稅在西方就被叫成‘羅賓漢稅’。”羅賓漢是西方歷史上一個劫富濟貧的英雄。賈康認為，這些都是“熱點”“難點”“敏感點”，但是無法回避。應引導理性討論，加快改革方案設計。

　　和賈康持類似觀點的還有全國政協委員、吉利汽車董事長李書福，在個稅方面，他今年建議繼續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把個稅起征點提至6000元，同時降低工資收入的最高稅率，在“多予”的同時，要“少取”。他還認為，現在不一定按照每一個人來交稅，最合理、最科學的應該按照家庭收入的總和，扣掉家庭的費用，剩下的錢去交稅。

　　全國政協委員、農工黨湖北省委副主委楊佔秋認為，征稅后的“轉移支付”將能較好調節居民收入。“加大對高收入者的征稅，轉移支付給低收入者，對中低收入群體減稅，縮小收入鴻溝。”他說。

　　全國人大代表、TCL集團的董事長李東生則認為，“通過稅收調節來平衡社會稅收公平，用更公平的稅收制度使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在這方面的工作仍有很大空間。” 葉志衛 楊麗萍 孟迷

(來源:深圳特區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