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周刊》 記者 郭芳 王紅茹 | 北京報道
10月的最后一天,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中南海主持召開了一次經濟形勢座談會。受邀發言的四位企業家中,兩位是民營企業代表:吉利控股集團董事長李書福和阿裡巴巴董事局主席馬雲。
馬雲對總理說,民營企業家希望得到政府更多的信任。總理當即回應:對民營企業家,政府不僅信任,還要依靠!
大約兩個月前,李克強才剛剛給民營企業家們派送了一份“大禮包”:金融、石油、電力、鐵路、資源開發和公用事業六個行業將向民間推出一批含金量高、企業急需又有利於加強轉型的項目。他還要求,中央有關部門逐項解決民間投資中存在的“三重門”——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
這被視為新政府更加重視和推動民間資本力量的重大信號。有媒體統計說,這是今年政府召開的22次國務院常務會議中,第7次直接談到通過體制改革,引入民間資本,鼓勵民間投資。
自上任以來,李克強在不同的場合多次強調,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未來中國要全面深化市場化取向的改革,釋放改革紅利。
民營經濟作為中國市場經濟條件下最具活力的增長力量,改革紅利的釋放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它來實現。
不妨回顧一下歷屆三中全會曾作出過的對中國未來影響深遠的重大改革決策: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推動中國經濟走上了市場化改革道路﹔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則勾畫出了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奠定了國有企業改革的基礎。
在每一次的重大改革之中,一方面,民營經濟作為重要的市場力量,推動著中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另一方面,在以政府主導的投資模式下,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受到抑制,造成民間投資擠出效應,從而降低了整個經濟產出的效率,也扭曲了經濟結構,原有的經濟發展模式難以為繼。
於是,呼喚政府自我改革,進一步打破過度壟斷和過度管制,激活民間力量進入金融、能源、電信、鐵路等壟斷領域,進行市場有效競爭,重新掀起新一輪更高效市場化改革的呼聲日盛。
在此之前,從2005年的老“非公經濟36條”,到2010年5月的新“非公經濟36條”,再到2012年47部委引導性政策密集出台,中央政府雖一直在努力,推動民間資本投資的積極性,但在政策落實過程中,由於“三重門”等重重障礙,效果並不盡如人意。
如今,李克強再次要求有關部門逐項解決民間投資中存在的“三重門”。相關人士預測,民間資本投資或將迎來黃金10年。
觀察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史,“非公經濟36條”當然是最具標志意義的歷史性文件。理論上,從出台該文件的這一天起,民營經濟將與國有經濟一樣,在絕大多數領域,享有同等的投資主體地位和投資機遇。
當然,理論與現實總有不可逾越的差距。
新老“36條”落實難
讓我們把時間撥回到2005年。
這一年的1月12日,對於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史而言,是一個值得銘記的歷史性時刻。那一份為民營經濟正名、被稱為是“民營經濟憲法”的文件——《國務院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下稱“老36條”)終於出台。
文件出台之前,經過了漫長的調研和論証,歷時近一年半之久。
2003年下半年,全國政協常委、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受托帶領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調查組,針對當時民營經濟發展中的問題赴江蘇、浙江、廣東等數省市開展調研,頻頻召開企業家座談會。一個多月之后,調查組形成了一份長達17頁的調研報告,即《關於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建議》,呈交全國政協。厲以寧同時給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溫家寶寫了信,並附上報告。
據全國工商聯原副主席、中華民營企業聯合會會長保育鈞在《環球人物》雜志社、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聯合舉辦的“2013中國民營經濟論壇”上回憶,在這份調研報告裡,主要反映了民營企業的四大問題:第一是市場准入難,許多領域進不去﹔第二是融資難、融資貴﹔第三是稅費負擔重﹔第四是民營企業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溫家寶很快做出批示,希望國務院相關部門按照十六大精神出台系列文件。”
根據溫家寶的批示,由國務院研究室牽頭,國家發改委中小企業司和宏觀經濟研究院為主,吸收國家稅務總局、財政部、商務部、央行、國土資源部、科技部等20多部門參加,組成一個促進非公經濟重大政策專題工作組。該專題工作組經過一年多的調研,形成了《對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政策性文件(修改稿)的意見建議》,后經多次修改獲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促成了“老36條”的出台。“‘老36條’圍繞上述四大問題,特別是市場准入做了具體的部署。”保育鈞回憶說。
據悉,在這一年多時間裡,中央的主要領導和相關部門至少5次聽取了民營企業家的意見,民營企業家們的意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
如同保育鈞所介紹的那樣,這份文件最終賦予了民營經濟在行業准入方面的最高原則——“非禁即入”,即除去法律中明確禁止民營資本進入的投資領域之外,民營資本都可以進入,相關部門不得以任何理由設置障礙。
民間資本一片歡呼。曾經,在很長的歷史時期裡,中國的民營經濟非常疲弱。直至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民營經濟得以復蘇並逐步發展。到了1992年,黨的十四大召開,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非公經濟開始在中國蓬勃發展,並在國民經濟全局中佔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但在許多專屬於國有經濟的壟斷行業,民營經濟仍然隻能是望而興嘆。
2005年,在壟斷領域對民營經濟的長期禁錮中,民營老板們似乎看到了解禁的希望。全國也掀起了一股以“鼓勵支持引導”民營經濟發展為重點的新一輪改革浪潮。
然而,長期形成的行政壟斷以及政府管制的慣性,使得在之后的幾年時間裡,民營企業“非禁即入”的原則始終難以落實。特別是在2008年經濟危機爆發之后,龐大的投資中,“主體主要是政府和國企,民間投資空間受到擠壓,民營經濟的發展受到很大阻力。” 保育鈞說。
據媒體報道,2010年3月4日,在溫家寶出席的政協經濟、農業聯組會議上,厲以寧在主題發言中提出,避免“政府投資沖動陷入怪圈”,需要厘清政府以及國有資本投入的邊界,同時解決民營資本在各個行業的“平等准入”問題。
溫家寶當即做出回應表示,要著力解決民營資本在投資領域所遭遇的“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問題。
事實上,當時,中央已經認識到這些問題,並很快出台了新的政策。大約在兩個月之后,《國務院關於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下稱“新36條”)出台,試圖進一步拓寬民間投資渠道。
但收效甚微。2008年以來龐大投資的慣性依然很大,新36條並沒有得到很好的落實。
全國工商聯發布的《2012中國民營企業500強調研分析報告》顯示,至2011年,高達51.8%的民營企業500強認為政府有關部門觀念未扭轉,對政策的執行不到位﹔38.8%的企業選擇壟斷行業企業對新進入者有較大的抵觸﹔20.4%的企業認為自身素質有待提高。
這大體上反映了當時民營企業進入壟斷行業的普遍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