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科醫生談32小時手術：這是生活質量很低的人生

32個小時連續手術后,陳靖和陳鬆兩人累癱在手術台邊,陳鬆給出了勝利的手勢。(人民)

一名參與32小時手術的醫生。(人民)

這組稿件的由頭從最近很火的圖片—《32小時》開始。

6月22日的福建醫科大學附屬協和醫院裡,醫生陳鬆和陳靖躺在了手術室的地上。在經歷了32個小時的超長手術之后,這兩名年輕的醫生直接癱坐在了地上,幾秒之后便相繼躺了下去。

圖片迅速傳播。一時間,網上對醫生職業一波贊譽有加。

神經外科、腦外科、器官移植科、手術室……我們一路走訪,接受採訪的醫生、護士長,無一不對《32小時》的爆紅表示不解:“十幾二十小時手術,這對我們是常有的事,沒有什麼好採訪的。”

他們不解於這些突如其來的贊譽,如同不解於眼下硬如堅冰的醫患隔膜。

“我們沒有你們想象的那麼壞,也不用給我們的正常工作加這麼多高尚的形容詞。”他們好像都有這樣的意思。一名長期在手術室工作的護士長說:“我們的工作就是救活別人、養活自己。僅此而已。”

這才是我們採訪后最大的感慨。不論投之以毀或譽,我們也許從未了解過這群醫護人員,我們的隔膜,難道真的只是醫技專業方面的鴻溝?

連續12小時是常事,工作負荷大,生活質量差

手術從6月21日上午9時開始,一直到22日下午5時結束,主刀醫生陳建屏與助手陳鬆、陳靖創造了該院手術時長紀錄。而參與這場手術室裡馬拉鬆的還包括6名麻醉醫生、8名器械和巡回護士。

這是那張著名的圖片《32小時》發生的背景。

更深遠的背景,是殺醫傷醫案頻發、醫療黑幕一再曝光以及緊張的醫患關系。

事實上,在國內任何一間大型醫院都不缺乏類似《32小時》的案例。承受這些超負荷的工作,是一個醫生職業成長的必經之路。而通過一次次手術,我們也可以一窺整個醫療行業與其從業者的現狀。

外科醫生的職業病

2014年初,醫生王海軍在做完了一台腦膜瘤手術后,左手腫了起來。這位神經外科的主任,面對的是一個停留在腦室內的腫瘤,巨大、堅硬,在事后的手術記錄裡,他寫道“發現腫瘤,質地很硬,血管很豐富,分塊切除”。

“分塊切除”四個字,他做了超過24小時。

王海軍所在的醫院,是位於廣州市中心城區的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以下簡稱“中山一院”)。這所在華南地區算得上技術力量數一數二的綜合性醫院,承接了來自周邊地區的各種危重患者,超長手術也不可避免是常有的事。

這類重大的手術在一周前就開始了評估,患者的影像資料,家屬的溝通,一樣都不能少。

手術那天的開顱時間是上午9時,在經過了手術團隊前期准備,王海軍從11時開始主刀。開顱的孔隻有硬幣大小,腫瘤卻有蘋果一般大,壓迫著大腦內的血管神經,牽一發而動全身,隻能“分塊切除”。

左手是王海軍在手術時拿吸引器的手,需要時時用於吸除手術中出血、滲出物等。長年的手術使得王海軍的左手隻能保持一個姿勢,他為此患上了肩周炎,左臂無法正常抬高,“大部分神經外科醫生左手傷害都很大”。

除了肩周炎,眼睛視力的下降也是工作帶來的必然。神經外科手術是精細活兒,常常在腦部手術,容不得半點差錯。長時間的集中注視,對體力、精神都是一大挑戰。

手術到了晚上10時,疲憊不堪的王海軍短暫休息了一次,時間不到半小時。在超長時間的手術過程中,主刀醫生負責了整台手術的思路與進展,他是最了解患者的人,即便休息,也不過是坐下喝喝水,並不能離開手術室。

手術進行到第二天早上時,橡膠手套長時間的佩戴已經使得王海軍的雙手發麻,他的肩周炎的老毛病也在折磨著他。下午2時手術結束后,王海軍的手臂已經腫脹。

“那可能是個會減壽的手術”

中山一院副院長何曉順帶領的器官移植科大概已經做了1000多例成功的器官移植手術了。但他忘不了2008年的那個肝移植手術。“那是個可能會讓我減壽的手術。”他說。

那個手術時長是23小時。身經百戰的何曉順也做過比這個手術時長更久的手術,但“這個是最艱難的”。

一位嚴重肝病患者終於等到了配型成功的活體肝捐獻者,術前的一切檢查都提示這位捐獻者身體狀況健康,符合手術指征。問題出現在手術台上—當供肝者的腹部打開后,醫生們才發現,他有輕微脂肪肝,而且肝組織不像正常人的健康肝臟一樣有一定彈性,而是像豆腐腦一樣,負壓吸引器一工作,“一吸一個坑,還開始出血,這種時候的出血是可怕的,嚴重時會致死”。

不要說死亡,就算供肝的捐獻者因為手術落下了嚴重並發症,這對醫生們來說,都是絕對無法面對的事情,“他不是病人,他是一個健康人,完全是為了救人捐獻肝臟,如果他有事,我們都沒辦法承受。”何曉順回憶說。

隻有兩個選擇:一是中止手術,但現在供肝者的手術都已做了一半,手術的創傷已經不可避免,而且那名肝病患者再等不到移植的肝臟,也無法再撐下去了;二是繼續手術,但醫生們可能不得不面對供肝者的死亡。

跟家屬溝通后,醫生選擇了繼續手術。“外科醫生的性格基因裡就有冒險的基因,愈難愈強,越是困難越想挑戰。”何曉順說。

正常且順利的肝移植手術就是4-5小時,這個手術單是術程就進行了23小時。“差不多像繡花一樣,一厘米一厘米小心翼翼地下刀,往前推進……”驚險難以言喻。

手術是何曉順和另一名教授朱曉峰共同主刀的,事隔多年,何曉順還一個勁兒感嘆:“幸虧有朱教授和我一起輪換,幸虧那時我比現在還年輕幾歲,體力還行,幸虧那時候醫患關系沒這麼緊張……否則肯定做不下來!”

即使是這樣,手術結束后,他仍然一頭倒下,全身癱軟。“因為做的時候全神貫注,感覺不到累,一結束才發現全身酸疼,根本爬不起來,動都動不了!”

所幸,冒險成功了,病人救活了。

手術的馬拉鬆

6月27日凌晨3時,中山一院的醫生朱慶棠走出了手術室。從前一天的早上8時開始算起,這個工作日的手術終於結束了。

最后一個急診的手術,讓他頗為費神。那是在26日晚大約19時,一個隻有14個月大的嬰兒被送到了醫院。他的小拇指被電風扇打斷,父母希望能保住手指,但好幾家醫院都表示無能為力,除非截去。最后一線機會,嬰兒送到了中山一院。

在醫學領域,斷肢再植手術最難的技術是血管間的連接。人體的血管像樹梢一樣,越是枝節越是細,嬰兒的小指尤甚。

朱慶棠那天已經做了5台手術,嬰兒來到醫院時,他一天的任務即將結束。但急診不能等,朱慶棠略作准備又進入了手術室。他再出來時已經到了第二天。

“一般3個小時之內的是常規的手術,3個小時以上的算大手術,一般科室很少超過6小時,但是神經外科經常會有比較復雜的手術,時間就會很長。”朱慶棠告訴記者,雖然如此,但在醫療條件緊缺的今天,不管在哪個科室,手術都是一台接著一台,一次工作總時間超過12小時是醫生的常態,“超過12個小時的手術每個月都有,七八個小時的每周都有。”

6月22日福建的那台手術便是屬於神經外科,那是一名60多歲的病人,經過檢查診斷,醫生們判斷他可能患有腦動脈瘤和腦干附近血管母細胞瘤。而這兩類腫瘤的切除均被認為是神經外科中的高難度手術,手術時最后長達到32小時,也印証了這一點。

醫生的超長時間工作,內容除了手術,還包括門診、查房、教學、開會等,而手術最能反映醫療服務的現狀,龐大的患者需求與相對緊缺與集中的醫療資源,造成了大醫院的醫生手術時間隻能無限延長。

“這是生活質量很低的人生”

朱慶棠在三個月前也做過一台超過21小時的手術。那一個經歷車禍的傷者,右小腿粉碎性骨折,連帶皮膚、血管、神經全都一片血肉模糊,“就和腿斷了差不多”。他要把傷者的腿保住。

超負荷的工作帶來的是生活質量的下降,像是一台不斷輪轉的機器,朱慶棠不僅休息時間被壓縮,周末也常常需要工作,“經常一個電話又要回來手術”,其間便用快餐盒飯草草果腹。

“這是生活質量很低的人生。”何曉順嘆息著告訴記者。他不否認,隨著年齡增長、經驗累積,作為一家知名大醫院的副院長、名聲在外的醫療專家,相應的名利亦會接踵而來,但這一切與生活質量無關:“一天到晚在工作,年輕時做住院醫生,24小時待命,現在手術、科研、教學、行政連軸轉,周六日基本全部在開會中度過。”

不過最讓朱慶棠難過的還是患者與其家屬的不信任。一個患者家屬曾經在網上查過許多資料后,不時地對他提出治療方案的“指導”,這讓他哭笑不得。應付敏感的醫患關系,比10個小時的手術,更讓他疲憊,“我還是希望醫療工作者能得到應有的尊重。”

即使再來一個32小時,年齡、時長也不會讓一名優秀的外科醫生手抖,但不信任則可能會令他停止拯救生命的冒險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