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凱追思會上的論戰和追問

觀念的變遷在社會制度變遷中起著根本性作用。到底什麼才是一個良序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基本制度構架，中國的經濟學為之該向何處去

楊小凱逝世十周年了。2014年7月５日至６日，由復旦大學經濟思想與經濟史研究所主辦、上海發展基金會以及企業家王維嘉所在的中國企業研究所襄助的“市場、產業與分工——中國的改革歷程與經濟前景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楊小凱教授逝世十周年追思會”，於復旦大學舉行。楊小凱遺孀吳小娟女士出席，黃有光、林毅夫、張維迎等知名經濟學家全程傾力參加，張五常教授更是遠程視頻發言，從“修正的斯密增長模型”，到“市場經濟中，政府到底該如何作為”，再到“中國的經濟學向何處去”，整個會議可謂是思想的盛宴，且不乏論戰的火藥味，讓與會者如饗甘霖。

我們應建立一個有公信力的國家。我們要以自己的職業、自己的專業來建立這種公信力

親友追憶小凱

參加小凱追思會的除了知名學者外，還有小凱的親屬、摯友、學生，其中小凱遺孀吳小娟女士和摯友朱學勤的發言感人至深。

吳小娟女士與她的兒女們，目前定居於澳大利亞。在楊小凱逝世十周年之際，她專程與兒子來到追思會現場，並做了發言，吳女士著重回憶了作為基督徒的楊小凱：

小凱最早接觸基督教是在1968年，當時，他在監獄裡，有一位獄友是基督徒。這位獄友在監獄裡傳播福音，別的犯人都沒什麼反應，隻有小凱比較感動。

小凱於1983年出國，我比小凱晚一年，我一到當地，小凱把我送到唱經班。我們到了澳洲以后，又開始去教會。小凱去教會的目的，一個是可以在那裡聽聽英文，還有一個就是研究《聖經》。小凱很喜歡研究《聖經》，研究了好幾年，還是很難相信。后來，大概在1999年，女兒得了腦炎，小凱很難過。女兒開刀的時候，他就到教會去找牧師，希望女兒能夠很快好起來，於是，他就開始相信了，上帝好像可以醫治我們的女兒，這一次好像是在尋求上帝。

后來小凱得知自己得了肺癌，醫生說他還能活三個月，即便化療也於事無補。小凱是很相信科學的，他覺得沒有辦法了，就開始決定相信基督。小凱出院以后沒有多久，我和他一起受洗。受洗后，他就開始每天讀《聖經》，禱告，去唱經班。這一段時間，他非常平安，他的生命在改變，對家人的態度也非常柔軟。小凱不再要求孩子一定要學經濟學，不要求孩子一定要干什麼，他說隻要孩子喜歡什麼就學什麼。他對學生也如父親一般，很關心他們。學生出什麼事情，他都能夠挺身而出，幫他們想辦法。

作為唯一的非經濟學家，小凱生前摯友——歷史學家朱學勤，也應邀發言，他的發言娓娓道來，雋永如斯：

我與小凱相識於1997年，在那個風雪彌漫的冬天，我們倆在波士頓經常往來，談了很多問題。小凱對我說過，我們應反對職業革命家搞的極端政治，我們應該用美國這樣民主社會的經驗，建立一個有公信力的國家。我們要以自己的職業、自己的專業來建立這種公信力。所以，他剛到美國就選擇避開傳媒，扎進普林斯頓大學，以專業的經濟學家的公信力來爭取我們在公共領域應該爭取的權利，以才能區別於那種極端政治。

作為小凱經濟學界之外的摯友，我完成了他的一件囑托，但也留下了一些遺憾。2004年，我在《南方人物周刊》上寫了一年的專欄，在最后一期上，我以紀念小凱文章的形式發表了他的臨終遺囑。遺憾的是，我至今未找到小凱在獄中深受啟蒙的獄友劉鳳翔的后人，還有就是《百年中國經濟史筆記》、《牛鬼蛇神錄》的出版。

學術成就評價

華人世界，到目前為止,唯一有可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隻有楊小凱。楊小凱的主要貢獻是發展新興古典經濟學與超邊際分析，其工作被諾獎得主布坎南視為當今最為重要的經濟學研究。

通過遠程視頻發言的知名華人經濟學家張五常教授對於楊小凱的學術評價多少有點褒揚其思想洞見，而貶低和否定數學模型的態度：

楊小凱寫的文章都是數學的。我跟他說過，如果要從事數學，那很多人都能做，我不是說你數學不好，但是講良心話，能搞數學的人多得不得了，比你做得好的有很多。但是你可以從事思想工作，因為你預感好、判斷好，你應該是搞思想的人，這樣的條件不是任何人都具備的。他很佩服我的文章，但他自己去搞數學。搞數學的是一種人，但是能夠搞思想的又是另外一種人，楊小凱是這種人。所以我覺得相當可惜。

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經濟系終生榮譽教授黃有光，作為楊小凱曾經的合作者（他與小凱在1993年合著《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專業化與經濟組織〉》），如此評價楊小凱：

楊小凱非常關注中國改革，在香港、台灣報刊上發表了許多有關中國改革的評論文章。這些文章大部分被收入《當代經濟學與中國經濟》論文集。你可以不同意小凱的觀點，但不能不承認小凱有他自己獨特的觀點和深入的分析。我從小凱的評論文章中也學到許多東西，例如小凱所強調的“共和”，但體會不深，面見小凱時，還不時向他當面請教。

大家強調后發優勢，他強調后發劣勢﹔大家強調民主，他強調共和﹔多數人對中國經濟發展前景持樂觀看法，他認為如果沒有在基本制度上進行深入的改革，則經濟發展難以長期持續。他對英國怎樣通過議會與國王之間的斗爭，從大憲章、大革命、克倫威爾專政、復辟、光榮革命等過程而實現民主憲政的歷史，以及為什麼工業革命在英國而不是在其他國家發生的各種論點，以及對中國改革的啟示，有很深入的研究與很有創見的觀點。直到臨去世前，他已經不能自己寫文章，還叫曲祉寧根據他的看法，寫了一篇“經濟發展和政治壟斷的關系及十六大”的網上文章，談了他讀了一篇關於歐洲興起的文章的心得及對中國改革的啟示，包括制度（尤其是關於限制王權、保護私有財產、企業自由等）的重要性，非常值得一讀。

我與楊小凱合著的《專業化與經濟組織一書》開辟了使微觀經濟學從資源配置問題轉向經濟組織問題的新框架。新框架有下述優點。首先，比起傳統微觀，新框架有全局均衡（國內誤譯為“一般均衡”）的分析﹔比起傳統全局均衡分析，新框架有報酬遞增。其次，傳統分析採用廠商與消費者二分法，相當於給定了經濟組織﹔新框架從最基本的單位——同時是生產者與消費者的個人分析起，從他們選擇要打工還是要雇工，要生產什麼產品，出售與購買什麼產品，分析了生產與交換等經濟網絡與組織的內生決定與演化。第三，新框架對許多經濟問題，包括交換、成長、廠商的出現、城市化、工業化、市場的功能等，得出許多與傳統分析不同或所沒有的，而又很有啟發性的結論。

新框架的重要，得到多位有名經濟學者的肯定，例如肯色斯•約瑟夫與杰弗裡•薩克斯。布坎南教授於2002年3月4日訪問莫納什大學，主講研討會，談“新的經濟分析框架對全球化問題的啟示”。這新分析是指強調由專業化的經濟所造成的一般化報酬遞增。布坎南多次強調，這方面的分析是以楊小凱為主要創建人的新興古典經濟學或超邊際經濟學為最佳，並說這是當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經濟學研究。同年6月，布坎南申請到美國科學基金的資助，請楊小凱、史鶴凌與筆者到美國向從美國各大學邀請來的經濟學者與研究生講述與討論我們的新框架。布坎南於2002年與2003年兩度向諾貝爾經濟學獎委員會提名楊小凱。布坎南對小凱的貢獻的重視，有目共睹。可惜小凱於十年前就去世，不然我們很可能已經不必還在等待，華人何時可以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你可以不同意小凱的觀點，但不能不承認小凱有他自己獨特的觀點和深入的分析

林張論戰

2002年，楊小凱與林毅夫就“后發劣勢”與“后發優勢”展開的爭論，為國人矚目。12年后，又一場論戰在追思會上上演，一方依舊是林毅夫，而另一方則換成了張維迎。林張從《修正的斯密增長模型》開始辯起，針對政府與企業家、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展開討論，論戰焦點為，現代社會中的市場經濟領域，政府到底該如何作為。整個論戰幾乎呈一邊倒的局面，多數學者選擇支持張維迎，隻有黃有光和林的學生肖耿等部分學者支持林。

林毅夫認為，過去35年，中國政府做的絕大多數都是正確的，如果沒有“絕大多數的正確”，中國不可能連續35年保持每年平均9.8%的增長，也不可能成為現在唯一快速發展的新興大國，並且沒有發生經濟危機。政府做的95%以上都是正確的，可能有5%需要改進的空間。針對焦點問題，林毅夫的主張非常明確：討論的重點不應該是“政府要不要干預”，而是哪一種政府干預能夠真正促進經濟發展，哪一種干預會失敗。政府協調，有可能失敗，但是沒有政府協調更失敗。

而張維迎以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為例，反駁道：如果研究上世紀50-70年代的中國，會發現所有事情都離不開國家，但這不能証明沒有國家參與，經濟發展就不可能。相反，我們會發現，如果沒有國家參與，經濟發展有可能更好。比如那個時候，如果沒有國家、沒有政府的參與，人們就無法使用鉛筆，因為鉛筆是國有企業生產的。可現在，國家不再生產鉛筆，但是市場上鉛筆非常多。因此，沒有國家和政府的參與，經濟發展可能會更好。

張維迎認為，中國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經濟成就，是由於國家和政府減少了運用行政力量直接干預經濟過程、直接參與經濟過程乃至對一些經濟活動所施加的壟斷。現在值得警惕的是，這種原本減少了的政府干預又在抬頭。也因此，張維迎表示了某種“悲觀”：現在還很難判斷經濟改革成功與否，隨時都可能倒退，甚至可能摧毀原來取得的成就。

張維迎主張，政府要做的就是創造自由、法治的環境及對產權制度的保証。而林毅夫則針鋒相對，他並不認為法治和產權不重要，但一些觀點有點似是而非。產權對小企業、中型企業是有效的，因為所有者與經營者是同一個人。但是，對於大型企業，所有者與經營者必然分離，經營者一定是帶領人，在那種情況下競爭的市場更為重要。林毅夫還提到了包含稅制改革、貿易自由化、私有化、放鬆管制和強有力的產權保護等一系列觀念的“華盛頓共識”，他認為堅決執行“華盛頓共識”的國家幾乎都以失敗告終。特別是智利，執行得非常徹底，但是二十多年過去了，其產業發展乏善可陳。

那麼，一個經濟體在趕超的時候，是否需要政府參與，還是僅僅依靠市場發展？張維迎不主張政府干預，他信奉企業家精神，而政府的責任僅僅是為自由市場建立法治框架與有效的產權保護。而林毅夫卻認為，按照比較優勢發展，企業必需政府，因為在產業升級的過程中也必須完善基礎設施、改善人力資本以及改善金融和法治，這些都不是單個企業家可以做的。他以美國為例，說經濟成功的國家都有產業政策。要研究的不是要不要產業政策，而是研究哪種類型的產業政策可以成功，如此更有積極的意義。

從學術理路分析，張維迎是純粹的理論分析，融合了奧地利經濟學派與英國古典經濟學，堅持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張的觀點與當年支持“后發劣勢”的楊小凱如出一轍，他從洛克《政府論》的立場出發，以法治和財產保護為切入口，倡導憲政與公民權利，以此制約有可能變成魔鬼的政府。他反對經濟學、經濟學家成為效率的工具，提倡保障人的權利，要讓人因發展而獲得更多的自由，而不是相反。

而林毅夫的新結構主義經濟學的方法論有點類似於德國的歷史學派。歷史學派也稱庸俗經濟學派，它強調經濟發展的歷史性和國民經濟的有機體現，代表德國產業資本的利益，對抗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當然，林的新結構主義絕不等同於歷史學派，他所理解的新結構主義是供給學派、凱恩斯需求管理及國家主義的混合產物。林深諳國情，但卻過度追逐效率，忽視人的基本權利。理論方法和歷史方法需要結合在一起。單純的理論分析或歷史分析，都不足以把握復雜的現實。

縱觀整個論戰，不難發現林和張的爭論並不在同一個層面上。根據德國弗賴堡學派領軍人物歐肯的經濟思想，經濟政策理論可分為經濟秩序與經濟過程。所謂秩序政策，是指國家必須確定經濟主題都必須遵守的法律和社會總體條件，以便使一個有運作能力和合乎人的尊嚴的經濟體制得到發展。國家必須為競爭秩序確立一個框架，並不斷保護這個框架。而所謂過程政策，是指在既定的或者很少變化的秩序框架和國民結構下，所有那些針對經濟運行過程本身所採取的、並影響價格－數量關系變化的各種國家干預調節措施手段的總和。

林張之爭，就是歐肯所說的，經濟秩序與經濟過程之別。事實上，林毅夫並不完全否認法治、產權的重要性﹔張維迎也不主張政府不確立經濟秩序，實行完全的自由放任。如此看來，兩者還是有交集的。

但是，兩人的弱點也比較明顯，尤其是林毅夫。林高度重視經濟過程，卻忽視經濟秩序。這在當年他與楊小凱論戰的論文中彰顯得淋漓盡致：由於發展階段、文化傳統等路徑依賴的因素的影響，發展中國家的制度創新和發達國家的制度比起來，可能非驢非馬，也可能隨著經濟基礎的進一步提高，需要在將來被揚棄，但隻要能推進經濟的發展，就是好的制度。而張維迎則認為“大量的事實証明，政府無論怎麼做都不可能做得更好”，儼然一副“政府不僅不能解決問題，自身反而成了問題”的立場。事實上，除了建立自由、法治的框架及財產的有效保護，政府可以做的事情還有很多。

林張針對政府與企業家、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展開討論，論戰焦點為，現代社會中的市場經濟領域，政府到底該如何作為

中國的經濟學向何處去

1968年，年輕的楊曦光（楊小凱）發表《中國向何處去》，振聾發聵，且為世人矚目。楊小凱為之付出十年的鐵窗生涯。

2014年，楊小凱逝世十周年至今，與會的諸位經濟學家發出了“中國經濟學向何處去”的叩問。

與會學者討論的焦點之一是經濟學本土化的問題。有學者認為，在中國轉型的大背景下，中國的經濟學該如何發展，中國經濟學人應該有自己的學術自信，應該建立一個自己的學術體系。當下，高校經濟學學術模型都在模仿歐美日本，這種模仿到底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有沒有作用，需要打一個問號。可以肯定的是，亦步亦趨肯定不利於中國經濟學發展框架的建立。

焦點之二，是經濟學的學科教育問題。一部分學者認為，中國經濟學將來的發展道路必然是多元化的，其背后一定有經濟學教育的多元化。教育的多元化不僅需要海歸人才，也需要國內人才，而不是前者完全壓倒后者。壓倒性的人才比例不符合經濟競爭創新的觀念。從這個理念來看，國內經濟學教育的課程設置也是類似的。經濟學教育課程既有理論性的課程，也有實際案例。就實際情況而言，台灣的教材在本土化方面比大陸做得好得多，期待大量涌現用西方的經濟學原理探討中國案例的教材。事實上，在民國時期，清華、北大、南開等大學的經濟系對於民國經濟做了很多調查研究，留下了許多經典案例。另一方面，目前中國經濟學教育中最稀缺的是經濟思想性的課程。經濟思想史這門課程在西方很多高校非常受重視，但在中國，很多高校都把它砍掉了。

焦點之三，是主流經濟學界數學模型與制度經濟學、奧派等流派的純思想性高下之爭。這一點從張五常和黃有光對楊小凱學術評價的各有側重就得到了充分體現。對此，楊小凱生前有過這樣的表述：我不能苟同科斯貶低和否定數學模型的態度，我也不同意盲目崇拜數學模型而貶低科斯、諾斯、張五常等人的高深思想的意義。在我看來，目前最好的經濟學數學模型所表達的思想比哈耶克、科斯、諾斯、張五常等人的思想要淺薄得多。新古典經濟學派為了用數學框架來組織思想實驗，的確遺棄了不能用數學來描述的很多古典經濟學的精華。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否定數學對形成主流學派的意義。高明的思想家和高明的發展數學模型的經濟學家應互相尊重、分工合作而不是相互輕視和排斥。

會后還引發了許多學者的深入討論。尤其是林張論戰，更是讓一些學者追問經濟學到底是思想還是工具？有學者極其尖銳地批評道，經濟學的教育屬性才是其本質屬性。貨與帝王家，為政府建言獻策，均是經濟學的份外之事，思想只是為了思想而存在。對於林毅夫這樣的經濟學家，布坎南曾下過這樣的定義，他們是宮廷理財家。而為本次追思會傾注巨大精力的韋森教授如此總結道：無論各位同仁觀點多麼不同，至少在有一點上是一致的，那就是觀念的變遷在社會制度變遷中起著根本性作用。事實上，哈耶克一生和諾思晚年也都強調思想觀念的變化在制度變遷中的作用。今天的爭論讓我想起了凱恩斯與哈耶克兩人長達半個多世紀激烈、尖銳、不乏尖刻言辭的理論論戰，但這不影響他們私下的個人友誼。這是今天我們要提倡和效仿的。但在21世紀，我們要建設一個現代化的市場經濟國家，到底什麼才是一個良序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基本制度構架，中國的經濟學為之該向何處去，這才是我們今天所要進一步思考的。

（作者為九鼎公共事務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楊小凱簡介：

澳大利亞經濟學家，華人，原籍湖南省湘潭縣，出生於吉林省敦化縣。他最突出的貢獻是提出新興古典經濟學與超邊際分析方法和理論。他已出版的中英文專著包括：《專業化與經濟組織》、《經濟學：新興古典與新古典框架》、《發展經濟學：超邊際與邊際分析》，使他獲得了世界級的成就和同行的推崇。楊小凱曾經被兩次提名諾貝爾經濟學獎（2002年和2003年）。2004年7月7日年在澳大利亞去世，享年56歲。（來源：《中國經濟報告》第8期）